摘要：回庄作为著名的遗民诗人，曾参加抗清起义，后削发为僧，肆志于山花诗酒，更与所谓“贰臣”的钱谦益、吴伟业相交，甚至与清廷官员多有往来，态度变化让人称奇。然纵观回庄的人生境遇不难发现，家学、时代等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了回庄的生活与思想，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回庄的遗民心态较其他遗民如顾炎武等呈现出了更多的矛盾和复杂，在当时的遗民群体中有着极明显的特殊性。

　　关键词：回庄，明遗民，生活方式，心态

　　ABriefAnalysistoGuiZhuang’sAdherents’LifeStyleandThinking

　　Abstract:GuiZhuang,asafamouspreviousdynasticpoet,h adonceparticipatedintheInsurrectionagainstQingDynas ty,thenshavedhisheadtobeamonk,abandonedhimselftoenj oyingthebeautifullandscape,writingpoetsanddrinking, butalsomadefriendswithQianQianyiandWuWeiyewhoweredi sloyalandcontactedwithofficersinQingGovernment,thec hangesofhisattitudealwaysmakepeoplefeelstrange.Howe ver,lookoverhislifeandwecanfinditnotsodifficult,tha tfamilyandtimeandsomeothersalldotoGui’slifeandthought.Asaresult,Gui’spreviousdynasticattitudelooksmoreconflicthanGuYan wuorotherpeople.

　　KeyWords:Guizhuang,bequeathingpeopleofM-Dynasty,li festyle,mentality

　　前言

　　生于动荡的明末清初，深厚的家学底蕴和特殊的时代背景共同发生作用，使得回庄其人集多种矛盾于一身。回庄与晚明另一大家顾炎武曾是同里，二人私情甚笃，他们曾共同参加了明末的反宦官专权斗争和昆山一带的反清起义，但起义失败后，两人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两条道路：顾炎武离家出走，决尽抗清；而回庄却开始僧装亡命，其对遗民的态度和自身的心态也在不断变化。

　　赵园先生在《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下编《遗民论》中开篇就写道：“明遗民在古代中国的‘遗民史’中尤占分量。这不仅因了人数之多，也不止因有关文献之丰富，甚至不止因其在生存方式、表达方式上引人注目的因袭与创造……还因了其中的杰出人物。”[1]（下编，p256）的确，明遗民作为明末清初的庞大群体以及朝代交替必然会导致的一种文化现象，当其具化到每个人身上时就呈现出了千差万别的特点。他们中有如顾炎武者果断抗清，有如黄淳耀者以死明志，亦有如钱谦益者投诚新朝等。回庄却非以上纯粹的某一类人，他曾同顾并肩抗清，亦在起义失败后僧装逃禅，后来他也开始同清廷官员来往，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更是交友赏花不亦乐乎。这样矛盾的冲突聚集于同一个人身上，使人不得不对回庄――这位明遗民群体中的一员产生诸多好奇。他究竟经历了怎样的遗民生活，有着怎样复杂微妙的心态，更是让人想要一探究竟。

　　一、回庄其人及其遗民生活

　　回庄（1613-1673），字尔礼，又字玄恭，号恒轩，《回庄集》中记载他的名号约有十七个。他曾说：“诗赋家师翁。”[2]（卷一，夏日过顾幼疏郊园作,p8）其父回昌世虽屡试不第，却是当时的诗坛才子，回庄继续了父亲的才情，但为人不像其父“风骚儒雅，易直近人。”[2](附录一，回玄恭先生年谱，p523）他生性狂怪，据雍正《常熟县志》记载，回庄“为人疏宕激昂，酒酣以往，旁若无人”[2]（附录一，回玄恭先生年谱,p523）。他自己也称“生平胸怀极旷，志气极锐，意兴极豪”[2]（卷五，与大鸿,p308）。这不仅是天性和家学使然，更与当时回庄所处的地域环境和时代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回庄早年读书求仕，后参加反清起义，起义失败后僧装逃亡，佯狂终生。从明亡到康熙十二年间，回庄的遗民生活按时间先后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笔者将其分为抗清和逃禅。

　　（一）抗清

　　随着明朝的灭亡，回庄面临着国破家亡的惨境，而曾经的一众好友有的以死殉国，有的举兵反清，也有的隐逸江湖，这一系列剧变在回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因此他心中满是对满清的仇恨。顺治前期，回庄恪守着遗民态度，是个尽对的反清分子。这段时期内，回庄的心情表现为以下行为：

　　其一，对清朝统治的抵抗。顾炎武所撰《吴同初行状》中就有关于回庄参加昆山起义的记载，“余从军于苏，回而昆山起义兵，回生与焉。寻亦竟得脱，而吴生死矣”[4](卷五，吴同初行状)，这里也交代了他们不同的结局，回庄得以脱逃，而吴同初则牺牲了。而回庄自己对那场战火也心有余悸：“悲昆山，昆山有米百万斛，战士不得饱其腹，反资贼虏三日谷……昆山之祸何其烈”[2]（卷一，悲昆山，p37）

　　其二，对降清者的憎恶。明初亡时，有为节妇所作《玉峰完节录》中，回庄为其作序，并在续种愤慨地写道：“呜呼！三十年来，率先迎降，反颜北面，非高冠峨峨，自号丈夫者舆！彼丈夫者，走门户，广贿赂，即父母妻子之不顾，何有于名节?”[2]（卷三，玉峰完节录序，174）在他看来，降清无异于失节行为，为人所不齿。

　　其三，对忠义之士的推崇。在其笔下，对于黄淳耀等人的敬意从不吝啬。他为进清后拒尽出仕的吴鹿友题词赞其“亭亭高节，落落贞柯.”[2]（卷四，题墨竹为吴鹿友相公二篇，p270）好友朱子素辞世后，回庄为其所作《历代遗民录》作序，对其编遗民录歌颂节义之士也大为赞赏“夷狄盗贼，自古并称……末世士风澜倒，变革之际，迁于殷士之（被和谐）将，管仲之相齐，弃旧君如敝展者何限，而草莽丛生，谢往儒冠，乃取往代之遗民，辑录成书，难道特立独行之士哉!”[2]（卷三，历代遗民录序,p170）由此可见，对于那些所作所为皆是一心为了故国的人们，回庄所持的态度是大加赞赏并极力推崇的。

　　（二）逃禅

　　起义失败后，回庄选择了僧装亡命，自号普明头陀，这就揭开了回庄遗民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逃禅”，这也是遗民群体中最常见的一种生活方式。逃禅，顾名思义，即借禅而逃，这里禅并非一种境界或者一种追求，而是一种工具，是遗民们借以躲避新朝、护己周全的工具。回庄亦曾写道：“二十余年来，天下奇伟磊落之才，节义感慨之士，往往托于空门，亦有居家而髡缁者,岂真乐从异教哉？不得已也！”[2]（卷三，送筇在禅师之余姚序,p240）

　　之所以选择逃禅，因素有多种。不得不提的就是清政府所颁发的“雉发令”，自古“华夷之辨”就根深蒂固，在汉人看来，满洲人的文化属于蛮荒文化，是远远落后于中原汉族文化的，如今国之不国已然令人难以接受，让“先进”的汉族人屈就于“落后”的满洲文化更是痛上加痛。对于儒家思想浸染的汉人而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原本就不可轻易变损，“发乃父母生，毁伤贻大辱。”[2]（卷一，断发二首,p44）；明亡清兴，发式的改变更是代表了一种异族文化的侵占，“弃华而从夷，我罪今莫赎。”[2]（卷一，断发二首，p44）故国之痛加之异族为王，所有一切对于旧习俗的变动看起来都像是对前朝遗民自尊的践踏，也就必然会导致这一异常敏感的人群更加激烈的抵抗。因此回庄在诗中继续写道：“华人变为夷，荀活不如死。所恨身多累，欲死更中止。”[2]（卷一，断发二首,p44）

　　不可否认，在清初投进空门的众多遗民中不乏有真正看破红尘者，但也有更多，只是将佛教当做保护伞，对这一部分人而言，逃禅中的一个“逃”字真是再贴切不过了，对他们而言，禅之为借口，可以拿来逃避异族的统治，可以用来逃避世事的变更，还可以用来玉成他们的“民族尊严”。说透了，这不过是一种不愿重视现实的消极抵抗。在《眉照上人诗序》中回庄曾写道:“眉照上人，闲静雅澹，凝尘满席，又能不溺于彼家行蓖乾矢之说，案头多置儒家书，意有所得，辄形于诗，诗之闲静雅澹，亦似其人。”[2]（卷三，眉照上人诗序,p195）从此我们不丢脸出，佛家文化并不是他所欣赏的，由于即便是佛家人士，他所乐于结交的也是那些心系儒术的僧人。

　　顺治末年，回庄开始寄情于山花诗酒，他和徐枋等人遍游各地，整日吟诗赏花，决口不提国事，仿佛想以此证实自己不再过问政治，一心只求闲散度日。这时候回庄的交游范围已然很广泛，在他交往的人群中，有终生立志于复明的顾炎武，有仕了新朝的钱谦益和吴伟业，有逃禅的僧人，他和不同的人都有共同话题，这也足以证实回庄在此阶段心境发生了转变，不再像第一阶段那样犀利决尽，转而变得包容和多变。

　　二、回庄遗民心态的转变

　　（一）何谓遗民心态

　　之所以会发生生活方式的转变，究其原因还是回庄其人自身的心态转变。所谓心态，顾名思义，是指人的主观思想与看法。在本文中所分析的回庄的遗民心态，笔者以为可以定义为回庄个人对于遗民这一群体的价值判定，细说来则包括对于遗民范围的定义，遗民对于故国新朝的态度，以及遗民这一群体应遵守的行为准则。

　　（二）回庄的遗民心态

　　1关于遗民

　　关于遗民的定义，回庄心中有他自己的取舍和定位。他在《历代遗民录序》中这样写道：“凡怀道抱德不用于世者，皆谓之逸民；而遗民则惟在废兴之际,以为此前朝之所遗也。”[2]（卷三，历代遗民录序,p170）也就是说不将才学用于社会，仅能称之为逸民，至于遗民则必然产生于朝代更替之际，意为前朝所遗者也。

　　关于遗民，回庄又将其这样界定：生于前朝而终身不仕后朝的，叫做遗民；而那些仕于前朝并终身不仕后朝的，回庄管这些人叫做遗臣。由此看来，回庄对遗民的标准无非两条：一、身处兴废之际；二、终身不仕后朝。那么在回庄心中，他应该是满足了遗民的标准的了。[i]

　　2关于故国新朝――从决尽到软化

　　这种旧日难忘的遗民情结，在回庄顺治年间所作名曲《万古愁》[ii]中有较为全面的体现。现存《万古愁》曲共22段，起诗云：“谱得新词叹古今，悲歌击筑动哀音。”叹古今三字道尽内容，在曲子一开始，回庄首先就表达了他对大明王朝的热爱：“惟有我大明太祖高天子定鼎金陵早，驱貔虎，礼英豪，东征西讨……将一番极龌龊不堪的胡言胡服生劈开做中华夷僚……更喜那十七叶的圣子神孙，一叶叶垂裳问道，食旰衣宵！”

　　这里需要留意的是回庄对太祖天子（被（被和谐））的重要原因之一――“将一番极龌龊不安的胡言胡服生劈开做中华夷僚”。将对异族的排斥之意体现的淋漓尽致。而其后更是表达了对当初怒其不争的大明末代的痛心疾首：“痛痛痛！痛那十七年的圣天子掩面向煤山吊。痛痛痛！……痛那掌上珍的小公主一剑向昭阳倒。痛痛痛!……痛那无罪过的二王竟作了一对开刀料。痛痛痛！痛那受宝册坐长信的只身儿失陷在赋窠巢。”似乎完全不记得崇祯天子是如何亲小人远贤臣，真真为了个大明之亡难过的肝肠寸断。这仿佛是历代遗民们都难以走出的情结――故国再破败，总回是好的。

　　刚迎来亡国之痛的回庄，在当时对于新朝以及对于迎降者的态度，是没有丝毫转圜余地的。“更可恨九衢万姓悲无主，三殿千官庆早朝，便万斩也难饶”。对那些无节操的投清者，诗人是恨之进骨。而清朝进关更是让人悲愤“一霎时南人胆摇，人志骄，长江水臊，钟山气消，已不是汉人年号”。“但听得忽剌剌一天胡哨”,“红缨狗帽”。

　　但在逃禅的过程中，回庄的心态开始慢慢的发生了变化。首先就是他与之交游的群体范围的变化，过往回庄是极看不惯降清者，更不用说清朝官员了。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他交游的人群中不仅有如顾炎武般抗清、熊开元般逃禅，同时还包括了一些投诚之士如钱谦益、吴伟业等人，《回庄集》中写钱谦益的诗文有三篇，极大地肯定了钱谦益在文学运动方面的地位和成就，并且费了颇多笔墨描述对钱仕途坎坷的同情及降清后屡遭訾议的理解。康熙三年，牧斋卒后，回庄更是哭作祭文曰：“先生通籍五十徐年，而立朝无几时，信蛾眉之见嫉，亦时会之不逢。抱济世之略，而纤尽不得展;怀无涯之志，而不能一日快其心胸。某性迁才拙，心壮头童。先生喜其同道，每商略慷慨，谈宴从容。剖肠如雪，吐气成虹。感时追往，忽复泪下淋浪，发竖蓬松。窥先生之意，亦悔中道之委蛇，思欲以晚盖，何天之待先生之酷，竟使之资志以终。人谁不死，先生既享毫奎矣，呜呼，我独悲其遇之穷。”[2]（卷八，祭钱牧斋先生文，p470）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他和前者曾是师徒，跟后者同出张溥门下。但还有一个变化也是明显的，那就是他开始接触到一个他以前从未接触过的群体――清廷官员。其中，就有一名叫做张希哲的官员。张希哲，字耐庵，顺治六年岁贡，曾任昆山训导，“先生之训昆山时，余久谢往（被和谐）员，先生礼遇特厚。及在天长……遂留半载”[2]（卷三，送张耐庵先生之任太仓序,p238），这样的礼遇让回庄对张希哲不由得另眼相看，加之话语投机，更视为友人，故张迁天长司谕时，回庄为其作诗赠行并在康熙二年还访张希哲于天长。

　　关于回庄遗民心态的转变有一个有力的证实，在《回庄集》卷十的《随笔二十四则》中，回庄对一本诗集这样评价：“诗中多有感慨时势，指斥今朝者，固选者失检点，亦以顺治时禁网疏阔也”[2]（卷十，随笔二十四则，p513）。这本诗集的名字叫做《天启崇祯两朝遗诗》，但是同样在《回庄集》的卷三中我们可以看见一篇叫做《天启崇祯两朝遗诗序》的序文，日后对它持批判态度的回庄当年曾经这样评价它：“……而皇士此选，有补于世道人心，为不可少也”[2](卷三，天启崇祯两朝诗序，p181)。这样的云泥之差，读者岂不能读出其心态之转变？

　　3关于自身――焦虑

　　随着时间推移，回庄对于遗民如何自处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这一转变可以从顺治十三年的《甘茂叔六十寿序》中获证，文中回庄提出“不识诗书而谋做官，不知世变而图功名；至有求荣而得辱，求福而得祸者”。[2]（卷三，甘茂叔六十寿序,p245）这里我们不丢脸出，对于遗民如何自处，回庄实在有他自己清楚的看法，他既不肯定投降变节之行为，明初亡时对殉义死节之举的强烈推崇也开始转变成对颐养天年的向往，只愿“安潘令之闲居，希仲长之乐志，以娱晚景而养大年”[2]（卷三，甘茂叔六十寿序,p245），作一个“满足知止”[2]（卷三，甘茂叔六十寿序,p245）者。

　　看起来回庄选择的是一种中庸之道，固然不能为新朝贪生，但可以在怀念故国的同时过好自己的生活，满足余年。但事实上这样的转变并不意味着遗忘，他的心中还是布满对过往生活的眷恋和对未来的担忧与焦虑。

　　假如说顺治初年的《万古愁》表现的是国破家亡后回庄的情绪井喷，那么康熙年间的《落花诗》则写出了日益朽迈的回庄对于自身的感伤。顺治末年，回庄频频和友人结伴出游赏花，饮酒赋诗。这本应该是文人最爱的悠然生活，但当这样看似悠然的生活具化到遗民这一失往故国却又难以融进新朝的群体上时，展现给我们的就变成了无尽的哀伤。

　　赏花应当是人生一大快事，而回庄赏的却是“落花”，因此纵然面对着一树繁花，回庄写下的还是这样的句子：“我生不辰，遭值多故，客非荆士，常动华实蔽野之思；身在江南，仍有大树飘零之感”[2]（卷一，落花诗,p119），“江南春老叹红稀，树底残英高下飞。燕墩莺衔何太急，涸多茵少竟安回”[2]（卷一，落花诗,p119），“偏动美人迟暮感，平添客子别离愁”[2]（卷一，落花诗又四首,p122）只怕在回庄心中，迟暮的不是美人，而是被看不见的手推向结束的他自己，和不知如何解脱的他们一群人。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回庄对于遗民的定义固然不曾改变过，但他对故国新朝的态度却是明显的从曾经的决尽走向了后来的软化，体现出来的不仅是他对抗清者和降清者的态度变化，还包括他自身交游的群体范围的变化。这样的改变总的说来是一种对时代的无力感和对自身及群体的忧思和焦虑。

　　从一名前朝士子到一名遗世散人，回庄对自己的定位在不断模糊；对满清的态度由抵抗到默然，回庄对遗民如何自处的看法也在发生了变化。从曾经的决尽到之后的软化，假如说回庄对于遗民还有什么样的坚持的话，那就是不仕新朝。但他的遗民心态前后矛盾的转变，更是值得我们深究。

　　三、回庄遗民心态转变的原因

　　要分析回庄遗民心态转变的原因，笔者以为可以从时代背景着手，分析在大环境的变化下，回庄个人的际遇变换及其所交往的群体的不同对其造成的影响。

　　（一）时代背景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的七月，回庄诞生于昆山李巷的一个书香门第。生活于明清之际的回庄亲历并见证了一个朝代的败亡，崇祯十七年，大明王朝灭亡、南明小朝廷建立、清兵进关。对于身处动荡的人们来说，这场浩大的朝代变迁实在并不像后人想象中的那样漫长与煎熬，迅速的仿佛只是一夜过后，他们很多人的人生走向就不可抗拒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回庄一家也难逃时代的洪流，时年三十二岁的回庄面对着家中的一系列剧变却始终无能为力，其仲兄回尔德在六月赴扬州参军，同年冬其叔兄回尔复得长兴县教谕。“时各地并起义军，相为犄角。先生与顾炎武、杨永言、吴其沆皆佐本邑王永祚军”[2]（卷五，与大鸿，p308），回庄和众多同仁从自身做起，开始了如火如荼的反清斗争。次年六月，昆山下了雉发令，当地人民在回庄等鼓动下杀死了县令阎茂才。七月昆山城破，回庄的两位家（被和谐）于七月八月分别往世，不久传来消息，两位兄长也都殉职，接二连三的打击使得回昌世也于玄月辞世。

　　国破往往伴随着家亡，短短的三个月回庄亲历家破人亡，而他的一众好友也接连殉难，如黄淳耀、叶元晖等等。此后回庄打发了妻子、寄养了女儿、辞别了家奴，自号普明头陀，带着侄子开始了僧装逃亡“茫茫无处所，飘笠且随缘”[2]（卷一，别故庐诗，p69）的生活。

　　这样沉痛的打击，任谁也不可能平静接受，因此对于明亡之后回庄的愤怒我们当然很轻易就能够理解――国破了，家散了，亲朋好友有的天上人间，有的各散天涯，原本平静的生活变得支离破碎。时值而立的回庄本当人生最辉煌的时期，正该大有一番作为，却被现实的动荡逼迫的僧装逃亡，而登基的天子却是国仇家恨之所在，此情此景怎能不让他愤怒，这一段时间回庄作有《悲昆山》、《伤家难作》、《哭二（被和谐）四首》、《父病》，只从名字就可以看见他心中的愤懑。

　　但在僧装逃亡的过程中，他发现昨日不再的不仅是家国，还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曾经甚为崇拜的恩师钱谦益在顺治二年忽而投诚，曾经的同窗顾炎武北上继续抗清，每个人都面对着现实做出了自己的改变。而回庄却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似乎面对着新的国家和新的文化，除了哀思故国，他只能束手无策，这样的无能为力从他写给顾炎武的诗中可见一斑：“古人北往已三年，北看钟山信杳然……宫阙山河万古状，可怜不是旧京华！”[2]（卷一，寄怀顾宁人,p141）

　　曾经作为依托的大明王朝究竟是灰飞烟灭了，引以为傲的儒家思想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冲击，于是他开始笑，从盘古开天地一直笑到孔孟诸子：“笑笑笑！笑那喜弄笔的老尼山，把二百四十年死骷髅弄的七颠八倒。笑笑笑！笑那好斗口的老峄山，把五帝三皇束的宽头巾说的没头没脑。更有那骑青牛，谈玄妙，梦蝴蝶，汗漫逍远。还提不起很多秦关楚峤，灵潭鬼笑，蛙叫蝉噪，长言短调，大都是扯宽皮斩不了的葛藤，骗呆了弄猢狲的圈套。”[2](卷二，万古愁,p157)这样肆无忌惮的嘲讽正体现出了此时回庄内心的无所依。信仰崩坏，无可依托，让他不知还能相信什么，也才使得后来的他选择了逃禅，同时逃避的，还有他心中不知安放何处的对未来的期待。

　　当曾经一直坚持的价值观遭遇崩溃后，信仰真空的回庄以一种全新的姿态面对社会中的种种现象，这时候他开始看到清政府是如何迅速了完成了汉化并接受了儒家思想，更采取了一系列利于民生的措施，如整顿历史，革除苛政等。同时他也开始接触到一个此前从未接触过的范围――清廷官员，例如前文中所提到的张希哲等，可以说，回庄正是在从这些人的身上看到了清朝统治者对儒家正统的重视和对汉族文化的传承，这也直接影响到了回庄的遗民心态。

　　（二）社会环境

　　明清易代不可避免的伴随着社会动荡，朝代更替和异族进主中原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恐慌，恐慌中包含着对新统治者的反感和对故国的眷恋。这种情结在百姓中也许还不是很明显，究竟对于他们而言，谁做了皇上日子都还是一样要过。而在上层阶级中这样的感伤和怀念却显得格外强烈，新的制度和异族文化都让他们曾经引以为傲的社会身份和儒祖传统变得毫无意义。回庄亦是如此，他身在的这个群体有着他们自身所默认的一种行为准则，固然没有明白确立，但大家都不约而同的遵守着，那就是对于新朝的抵抗和对故国的坚持。

　　明亡六年，世事反复，反清复明的消息时好时坏，这样的动荡也让回庄从期待到摇摆再到失看，南明王朝终极还是结束了。“乱余七度见三朝，不到而今叹寂寥”[2]（卷一，元日三首,p14），“当年岁首空祈祝，万事从今一任天。”[2]（卷一，赠种花叟,p97）“一任天”这样消极的话从回庄口中说出，清楚的向读者展示了晚年的回庄已不再是当初那个愤然决尽的青年人，他的心态正如同他的人生，开始走向迟暮，他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上天来安排，实在正是他对现实的无力与无心抗争。然而相比于这样的动荡，新朝还是的稳定了下来，一系列的安抚和强压政策让人们渐渐的忘记了感伤，开始重新整理自己的生活，这样的平息渐渐的感染到了遗民的圈子内，使得其中一部分人也开始慢慢的软化了下来。他们固然不愿再仕新朝，但既然已经选择了生存，那为什么不干脆享受生活呢？于是他们开始结伴交游赏花，恣意诗酒。

　　回庄也是其中的一员，面对着昔日同窗和抗清战友顾炎武的果断抗清，回庄固然也曾在《万古愁》中表达过对故国的思恋，但之后他也开始劝其“从中庸之道”[2]（卷五，与顾宁人书，p339）。至于回庄自己，则过起了“风骚全让三眠柳，寂寞还怜百啭莺”[2](卷一，落花诗又四首，p122)，纵然“故枝回首成生别”[2](卷一，落花诗又四首，p119)，却也只能“尘陌投身便死休”[2](卷一，落花诗又四首，p119)。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从最初到最后，回庄的遗民心态会从决尽变得软化，一方面是由于时代的洪流是他无从抵御的，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稳定，亡国之殇渐渐的被当下的生活需求所取代。然而时间抚平了生活，却带来了更大的隐忧，明遗民赖以维系的“节操尊严”似乎也开始被时间慢慢的腐蚀不见，面对此情此景回庄亦是焦虑不已，却又束手无策。怀着这样矛盾的心态，回庄只能选择带着对故国的留恋，平静的生活在新朝的土地上，等待着他和他们这个群体最后的终结。

　　四、从回庄看清初遗民群体的特点

　　回庄所经历的一切之于个人可谓怵目惊心，然而之于那个时代，不过是芸芸众生相中的一丝而已，明清易代对于生存在易代之际士人们的冲击远过于此。作为古代社会一种重要的政治文化现象，遗民现象格外引人注目，其中又以明遗民尤占分量。这不仅是由于人数之多，更是由于明遗民在生存方式上呈现出的多样性和矛盾性，使得他们构成了清初社会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

　　（一）群体的多样性

　　前文中已经提到，回庄的遗民生活方式主要表现为“逃禅”，在回庄的交游中这样的朋友也不少。如侯峒曾之三子侯智含“于顺治丁亥，因潜通鲁王事发觉，亡走扬州天宁寺为僧，释名圆鉴”[2]（附录一，回玄恭先生年谱,p523）。万年少“甲申京师陷，寿祺被执，得脱，居山阳，徙清江浦，号所居隰西草堂曰南村，披僧服，自称明志道人、沙门慧寿，每与遗民、避人啸歌，泫然泣下。为诗最工，与陈子龙、夏允彝相上下也”[2]（附录一，回玄恭先生年谱,p523）。康熙年间回庄结交了筇在，乃是国内三遗民之一的沈寿民之侄，因父沈寿岳“死国事，逃于浮屠，号筇在僧。居灵严，与徐枋相善。后应余姚黄宗羲之招，遂往浙南”[2]（附录一，回玄恭先生年谱,p523）。同年结交的檗庵禅师原名熊开元者曾是“随征东阁大学士，言事分歧，即乞身回，进山为僧以终。”[2]（附录一，回玄恭先生年谱,p523）。此外还有镜庵、宋子犹等等，他们在明遗民中占了很大的分量。

　　明遗民中不仅有逃禅者如回庄，在回庄的朋友中亦有果断抗清如顾炎武者，投诚清朝如钱谦益吴伟业者，他们选择不同却又彼此相交，由于他们有着相同的背景，他们都在一场浩大的朝代更替中国破家散，异族统治让他们曾经接受的儒家教育和刻在骨血里的“华夷之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颠覆。朝代更替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稀奇少见，但明清易代的冲击却显得格外严重，满洲进主中原，带来的不只是社会的动荡，更是“非我族类”的异心，在汉族士大夫遗民的眼里，这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冲撞，更是文化上的颠覆。他们不仅要面对生存境遇之艰难，还要时刻警醒对自身的苛刻要求。

　　明遗民生活方式的多种多样，使得这个群体本身呈现出复杂的多样性，也正是因此，直到今天对明遗民的研究仍然具有价值。

　　（二）个体的矛盾性

　　传统的儒家文化教育决定了明遗民头脑里纠结着的忠君爱国思想，哪怕是复明无看，这个群体还是有着不可打破的潜规则，那就是念旧抗新，谁要是打破，就会受到来自这个群体的排斥，众多对于投诚者的鄙夷让小部分的降清人士难以自持，诸如钱谦益之类在投诚不久后还是不得不选择了再次隐逸。新朝中注定没有他们的政治地位，他们只能选择对其抗击，或者对其逃避乃至妥协，独独做不到的，就是将其改变。

　　前文中笔者已经对回庄其人的矛盾心态进行了分析，但偌大的一个明遗民群体中，矛盾的又何止回庄和以他为代表的“逃禅”群体。不管是决尽抗清的义士们，还是被千夫所指的贰臣们，他们的心中又何尝不是矛盾和挣扎呢。

　　顾炎武曾有过著名的亡国与亡天下之论，于是他北上终生不愿服清，对顾炎武而言国亡了，新朝不能仕；天下还在，道德伦理不能丧。阔别官场自当洁身自好，可是心存天下自当为百姓谋福祉，这样的矛盾下他只得借笔抒怀。

　　在金陵城下，钱谦益以南明官员的身份迎降清兵，为他自己的人生抹了浓重的一抹污点，此后被千夫所指，连乾隆都对他不屑一顾。在钱谦益的前半生中，从年轻时探花及第到明朝灭亡的三十年间历经两次下狱，可谓仕途坎坷，可能正是因此，钱的忠君观念并不是很强烈，这也影响了明亡时他的人生抉择，然而这个选择做出没多久，他就后悔了，在清为官五个月后，钱谦益终于还是黯然辞官。从一名明朝官员到清代侍郎再到辞官，钱谦益自身的挣扎与矛盾也是显而易见的。

　　明遗民就是这样一个庞大却又尴尬的群体，他们曾集体面对过人生的重大挫变，却又无可奈何，纵然他们中有如顾炎武之类极力抵抗新朝，但实在他们心中也明白，遗民这一身份只会存在他们自身一代，无从传承，也就更不可能生生不息。面对着一个看得见终点的结局，他们中有人选择了坚持，坚持的是他们心中那一点不愿磨灭的节气；有人选择了妥协，妥协的是对新陈代谢中必然产生的悲剧；还有人选择了逃避，他们不想做无用功又想保持着自己那赖以生存的尊严。

　　赵园先生在《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中写道：“‘遗民’不但是一种政治态度，而且是价值态度、生活方式、情感状态，甚至是时空直觉，是其人参与设置的一整套的涉及各个方面的关系形式：与故国，与新朝，与官府，以至与城市，等等。”[1](下编，p289)的确，从遗民身上我们可以看见生存在时代夹缝中的士人们对忠义的探索，而从明遗民身上，我们更可以看见面对朝代更替与异族掌权的双重冲击时，他们对自身以及对社会的质疑、推翻与重新界定。

　　结语

　　综上所述，回庄的遗民生活可以分为抗清和逃禅两个阶段，其中逃禅占了最主要的分量。在逃禅的过程中，回庄的遗民心态也经历着不断地变化，从最初的决尽抗清到软化，他自己也对自身及所在遗民群体产生了极大地忧虑。这样转变的原因可以回结为在时代大背景下，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环境的平稳下来，来往的友人和周遭的见闻使他不求致力天下，只求余生安稳。在回庄的交游人群中可以发现，明遗民的生存方式之多样，诸如逃禅、抗清、投诚等等，而细观他们中的个体，又不难发现每个人都在矛盾中挣扎着选择、放弃，或者后悔。这些人聚合在一起，构成了清初遗民群体的特点，那就是群体的多样性，和个体的矛盾性。

　　在对回庄的解读中，回庄本身的性格矛盾及其心态的发展变化让人感同身受，他不断地为自己树立标尺，却又不断地推翻，这样矛盾的生活让回庄的焦虑和他对解脱的渴看显而易见。他也试图打破困境，不断地改变自己往适应各种变化。也许最后回庄没能找到他想到达的桃花源，但他究竟为之努力了。处在遗民这样一个尴尬却庞大的群体，回庄却依然能够用自己的探索谱写出一支与众不同的曲。这或许便是人之为人的可贵之处。[i]回庄在《历代遗民录序》中写道：“遗民之类有三:如生于汉朝，遭新莽之乱，遂终身不仕，若逢明、向长者，遗民也;仕于汉朝，而洁身于居摄之后，若梅福、郭钦、蒋诩者，遗臣也，而既不复仕，则亦遗民也;孔奋、邵浑、郭宪、桓荣诸人，皆显于东京矣，而亦录之者，以其不仕莽朝，则亦汉之遗民也。徐稠、姜肚之伦，高士之最著者，以不在废兴之际，故皆不录;魏晋以下，以此类推。故遗民之称，视其一时之往就，而不系乎终身之显晦，所以与孔子表逸民，皇甫谧之传高士，微有不同也。既录其人，备载其行事，而其诗文有关于国家之故，出处之节者，亦附见焉;传赞、墓志、祭文、文集序，及后代史论、祠堂记、泳史诗，亦载一二与本人之后，使百世之下，因文考订，亦尚友之一助也。……磋乎!末世士风澜倒，变革之际，托于殷士之（被和谐）将，管仲之相齐，弃旧君如敞展者何限，而草莽书生，谢往儒冠，乃取往代之遗民，辑录成书，难道特立独行之士哉!读其书者，能不掩卷而太息乎？”[ii]文中引用《万古愁》曲均出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6月版的《回庄集》卷四p157-p161，不再逐一注释。

　　参考文献：

　　[1]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回庄.《回庄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3]顾炎武.《顾亭林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回有光.《震川先生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5]钱谦益.《牧斋初学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6]钱谦益.《牧斋有学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7]吴伟业.《吴梅村诗集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8]孟森.《明清史讲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1.

　　[9]樊树志.《晚明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10]孙静庵.《明遗民录》[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