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5月30日零点，新华社突然发布了关于上调股票交易印花税的决定：从2007年5月30日起，财政部决定将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由现行1‰调整为3‰。这是继4月29日央行提高准备金、5月16日央行加息及再次提高之后准备金和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三率”联动后，政府采取的直接针对股市过热的调控措施，频率之繁，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股票交易印花税是专门针对股票交易发生额征收的一种税，是投资者从事证券买卖所强制交纳的一笔费用，通常也被当作宏观调控股市的一项直接政策工具。此前的加息、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反复提示投资风险、对市场违规行为进行整顿等措施屡屡无法奏效的情况下，政策的边际效应递减使政府未来可以选择的调控项并不多。和征收资本利得税需要全国人大批准、直接进行行政干预会遭受各界质疑相比，调整印花税税率似乎成了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像这次夜深人静的时候，半夜爬起来公布如此重大的政策，实属罕见。据我们观察，中央政府历来出台有关资本市场发展的重大公共决策，为了让市场有正确解读和消化的时间，基本惯例是在周末出台，远的有国务院关于暂停国有股减持的决定，近的有最近央行的货币政策，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会以这样的时间，以这样的方式出台。而且更让市场费解的是，5月23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新闻办有关负责人在大答复三大证券报关于上调印花税的传闻时，都一致信誓旦旦表示近期不会调整印花税。市场据此判断政府近期不会出台一些直接的干预措施，导致指数继续高歌猛进。如今却在半夜悄悄突袭式出台这样的政策，是政府官员误导了三大证券报的记者，还是三大证券报误导了全国的股民？

正义应当得到实现，而且应该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公共政策的公正和透明和公开是其生命，对政府而言，出台什么政策这不是最重要的，而是这种政策在出台前后如何对所有的股民保持公平这才是管理层真正应该做到的。要抑制股市过热其实很简单，一切都可以先打预防针，可以明确告诉市场，如果股市上涨过快，国家要出台政策，而没必要一方面否认出台政策，而等到股市真正上涨后又出尔反尔，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我们的感觉是又让国家给忽悠了。本来，财政部作为证券市场的管理部门之一，在短短的时间内，在有关市场的重大政策的信息披露方面出尔反尔，这就是管理层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具体表现吗？面对上市公司的虚假信息和“阴阳公告”，责任人需要承担民事、行政甚至刑事责任，但对于政府的“阴阳政策”，普通民众怎么办，是相信政府明里的话，还是黯然接受“潜规则”怨天尤人自己没有后台？

从根子上说，政府这次上调印花税，在程序和时间选择上如此怪异，无非是避免自己的调控措施避免之前央行政策一样的命运。这次上调印花税，其实是政府表示自己的愤怒和不满。从4月29日央行上调准备金以来，市场和政府政策对着干的局面非常明显，任何利空都被解读为利好，市场和政府博弈的心态跃然，政策遭遇“死也不卖”的尴尬境地，这对于一个威权主义的政府而言显然是一种挑战。政府就像一个斗牛士，手中的政策如同那块晃动的红布，不过，被激怒的不是公牛，而是政府。其慌乱、暴躁和愤怒从上调印花税的时间选择和方式上都活灵活现。

曾任美国首席大法官的约翰.马歇尔说得好：“征税的权力事关毁灭的权力。”上调印花税的威力端是了得，从当天市场对政府上调印花税的表现来看，盘中跌停个股超过800家，上涨个股仅98家，上证指数全天下跌281点，创下历史之最，两市共成交4152亿元，创出历史天量。市场的这种悲壮的表现，与其是市政府政策调控的结果，不如说是股民对政府的决策程序和公信力无情地投了不信任票。

因此，归根到底，中国股市真正的隐患仍然是政府的不当干预措施，正如诺斯的“国家悖论”所言，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经济衰退的根源。对于中国股市而言，政府实在是一种尴尬的存在，蜚声中外的“政策市”让股市一度成为投资者烧钱的祭坛，而不是分享经济增长的盛宴。中国股市最大的问题仍然是政府炫耀武力般的无处不在，父爱主义的泛滥。政府大可不必在公共政策的出台方面耍小孩子脾气，按照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任何一项措施的出台，都会被民众的“理性预期”而化解。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民众博弈政策，以实现其自身利益最大化最正常不过，政府不必以为挑战了自己的权威而大加光火。否则，只能影响政府政策的公信力和政策目标的实现，引起股市的报复性暴跌，这是和政府调控股市的初衷背道而驰的,也是和我们建设真正的法治、民主政府的努力背道而驰的。我希望中国政府拿出壮士断臂的勇气和决心，最终退出市场，安心做好监管和制度建设，市场自会恢复理性。

（本文为南方都市报写的5月31日的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