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星久 武汉大学教授

世界上有两个以质量闻名的民族，一个是德意志民族，一个是日本民族.

因为从情理上看，一个社会成员提供优质的服务，优质的产品，那就是说自然我们会联想到，这样一个成员、这样一个民族，那它一定是尊重规则，我们所说的守规则，对标准意识比较恪守，另外对于整体的利益、对于整体的荣誉感，应该是比较强，还有它的勤奋、敬业的精神，吃苦奉献的精神，还有那种追求完美境界的一丝不苟的精神等等，所以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成员，已拥有了这样的观念，就可能做出很好的产品，那么这样一种看法，既是一种合乎常情常理的推断，同时也得到现在很多这个，我们说学术界的一些学理上的支撑，比如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新制度主义经济学那里，就是强调这种制度固然非常重要，但是一个民族形成的制度，它如果要想有生命力的话，最重要的还是取决于它背后的价值观、它的道德规范等等，这个叫做内在的规则和非正式的制度，那么另外比如说，在文化人类学里面，有一派，非常重视这种文化传统、文化模式对它的民族精神和行为的这种制约影响，

我们首先梳理一下日本的文化传统和它的自然环境。那么提到日本的这个历史文化传统，首先不能不说它的政治社会制度，如果和传统的中国相比的话，那么它一个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它是以天皇为核心的君主制，其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日本的天皇它是作为神本身的化身，在格位上，日本的天皇是和神是相通的，它本身就是神，但是在中国的观念里面，君主本身不是神，他是天的代理人，所谓代天理民，那么因此在这样一个制度下面，那么没有办法或者说不大容易产生像中国的这种王朝革命的思想，所以它会形成一种万世一系的这样一个天皇制度。

这个分界使得人们，对天皇的这种秩序应该说是毫无保留地接受或认同的，不会像在中国的观念下面天人合一，而且在这个君主之上，君主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天道，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面，一个君主如果代表人民的意志，为人民谋福祉，也就意味着代表了天道，意味着得到天的肯定和眷顾，那么我当然可以服从他，可是当一个君主如果说他残忍害民，不能履行上天赋予他为民谋福利的这种职责的时候，那么这个君主就不合格，就可能遭到上天的抛弃，所以在中国这个观念下面，天命这只是一层，天命之下还有就是如果君主不符合这个天命，人民就可以叫做替天行道，举行革命，在中国的民间俗语里面，帝王本无种，明年到我家，这样一种思想，在日本它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抛开这些其他的这个复杂的因素和评价的话，那么它呢，这个天皇制度至少对后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遗产或者好处，对日本走向现代社会以后，和现代的法治精神衔接的时候，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它有助于日本人民形成对某种至上权威的敬畏感，这种终极的敬畏感和秩序感，那么用有的学者的话来讲，容易形成一种绝对的精神，

另外一个就是日本在这种天皇体制下，它的这种贵族等级制度，那么也对于日本进入现代社会以后，那么形成它的一些服从意识、它的规则意识、忠诚意识，也有一定的积极影响。我们知道日本在天皇制度下面，是由幕府实际掌握权力，在幕府下面有各个藩，各种贵族，最低等的比如说武士，那么形成一个严格的贵族等级秩序，那么在贵族之下，存在着士农工商四民，在日本的传统社会里面，也还有很多类似的更低的等级，比如贱民，因为贵族制度它是一种硬化了的制度，它可以形成这种对抗专制国家权力扩张的一种，有效的屏障和机制，所以造成这种权力的多元化。

对于后来的资本主义发展，它是形成了一种空隙的，那么在中国的话，一方面当然是高高在上的皇帝，那么在皇帝之下，好像人人都可以平等，尤其在秦汉以后，秦汉最初是策论，通过考试，后来到尤其唐代以后，科举考试兴起，朝为牧牛郎，暮登天子堂，只要考试成功，就可以入仕做官，甚至出现很多布衣卿相，一个贫民百姓当了皇帝，当了宰相，那么所以它打破了这种阶层阶级的严格的封闭、僵化，为这个社会的流动开放创造了条件。这个非常好，从这一点上固然很好。又比如说一个人的社会身份，只要有了钱，在唐宋以后就可以买地，买地就可以成为地主，买地以后供应自己的孩子读书，求取功名，就可以进入官僚集团，成为统治阶级，那么这个社会从这一点上是开放的。

日本的贵族这种等级制度下面，它就不会存在这个。它不会因为你的王权好恶，因为你的专制国家的是否膨胀改变他的身份。这是一个，我们说的容易形成这种多元化的政治格局，来对抗这种专制国家的成长，发展出来比较强大的社会自治的力量，在这点上呢，它是有作用的。

另外一个当然贵族制度，贵族最讲究等级，讲究下级、低级对上级的绝对的服从意识。讲究契约关系。因为我们一旦形成这样一种领主和臣民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要信守契约，信守我们的承诺，就要履行义务，所以发展出来一些这种契约精神、服从精神，我们讨论日本的社会政治制度的时候，还要看到乡村制度，它的乡村社会也很像欧洲社会，日本人有很多人就认为，他们虽然在地缘上是一个东亚社会，但是他们在精神上，在他的社会生活上更像一个欧洲社会，因为它在社会制度各方面和欧洲非常相近，所以这个日本的这种乡村社会，它也很早地就发展出来比中国远为明显的这种共同体的特征，中国的乡村社会，虽然也是聚族而居，但是它还是一种基本上是习惯性的、心理性的，它没有像日本那么强大的规则，共同体内的规则意识和封闭的排外意识，那么在日本的乡村社会，据我所接触的日本的一些朋友讲，还有些学者的研究，甚至在很晚近的时代，日本这个乡村社会外人还是不能随便介入的，不能进入的，它的这个管理的规则，它的自治的规则是非常严厉、非常清楚的，如果一个人不履行义务，那么这个乡村里面它会自动的形成规则对你怎么处罚，所以对乡村的公共事务，它一向可以说是这方面的自治习惯是比中国要非常强，要非常明显。

高度自治、守望互助、死亡文化

它在日本的现代的民主宪政制度的框架确定之后，这些自治制度又很好地跟现代的民主宪政精神结合起来，所以我们看在现代的日本，有这么强大的自治精神，有这么强大的社会自治力量，所以在日本至少我经历的神户大地震这个时期，一个多星期里面没有政府，全日本的人都在往神户涌入，自发地有的骑自行车，自行车骑不到就步行，到那里去自救。那么所有的超市、银行都倒在地下，你看连接地下冒出来的 水管子破裂冒出来的水都是要排队，它具有高度的组织性。所以你会在日本会生活长了，在它的社区你会看到，日本的（社区）真是做到了守望相助，就是你搬家搬到这个地方去以后，你到了地方跟周围的邻居打个招呼，那将来你回国了，你房子就有人照顾。你刚进一个地方，周围自然就会一帮乡邻过来跟你问候一下，然后会给你一些辅导，牛奶怎么订，垃圾怎么放，所以在它这个村舍的共同体基础上，发展出来现在的自治，所以这些方面的话，有了这样一个它的传统生活，这样一个社会组织力量的运作，使得日本人这种团体意识，自治的意识也是非常强的，

其次我们看日本呢，就是它的自然环境，这个大家都很熟悉，日本的国土狭小，资源相对来说比较匮乏，这就造成日本人，他们一方面这种危机意识、忧患意识非常强，使得他们在时时刻刻地反省自己的不足，具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反思精神，另外因为面对着种种的这样一个压力，这样一个多变无常的环境，日本人也练就了一种忍耐的精神，抗击打能力特别强，所以在狭小的国土里面，只有这么大的地方，那么他们还是要力求在内涵发展上下功夫，茶壶里面硬是要翻波浪，追求一种小而精的模式，所以日本的一休，可以说是日本的精神（代表），日本的很多动画片里面宣传一种，从规模上、体型上非常小，但是能量非常大的这种形象，非常值得注意，耐人寻味，

另外讲到日本的文化传统，我们还要讲到它的武士道精神，用一些学者的话来说，武士道精神是最能反映日本人对死亡的觉悟，对生命的必死的这种觉悟，武士道精神，我们一提到武士道精神，就会想到日本的这个自杀，剖腹自杀，日本人要用一种，正如戴季陶先生在研究日本人这个书里讲得很有意思，日本人在死亡的时候都要选择一种最残忍的（方式），他说和中国人不同，中国人这个死亡呢，我们中国人自杀也好，死亡也好，都要选择一种最不痛苦的方式，比如上吊、投河、吃安眠药后来发明，而且很有讽刺意味的是，戴季陶揶揄中国人，比如上吊、吃安眠药，他还是没有必死的决心，说日本人不是的，日本人死亡的时候，这种剖腹自杀要用最残酷的方式，表示对死的面对，所以我们知道横切一刀、切了以后再转弯，而且日本人还要有一种死亡，一种庄严的仪式，要介错，要找最好的朋友、最信赖的人进刀。

中国的文化里面，是畏惧死亡的，没有一种非常彻底的、清澈的死亡文化，那么生的文化无所依托，所以日本人为什么要自杀？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怨力、这么大的忍耐精神面对死亡呢？这里面就是跟我们前面说的这种等级制度下的，这种下级武士，下级贵族对上级的服从献身有关系，所以在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下面，它延续到现在的是一种不惜牺牲的奉献精神、义务感，还有就是他的绝对的忠诚感，这个忠诚感，我们学术界里做了大量的比较，中日两国对忠诚感的理解，这个也是一个关系重大的事情，对中日两国的未来的发展。

日本这个忠诚我们前面讲，最高的忠诚对象是天皇，再往上没有了，那么在它的等级制度下面，绝对忠诚服从上级，但是在中国文化里面，就儒家文化的本体，就正宗的儒家文化来看，忠于君主绝不是无条件的，君主如果能够替天行道，能够忠实地履行了上天赋予他的责任，能够为人民谋福利，那么我才可以忠，否则反抗他、驱逐他，不算不忠，反而算是最大的忠。这样一来的话，在中国文化里，它的忠，包括跟这个忠相对应的公私观念就发生了重要的分歧，存在了两极的意义，一个是我们要忠于什么呢？忠于君主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代表的公道，我们还是忠于儒家所设定的，或者儒家所理解的那个代表天理天道，实际上又是以民心、仁心为归向的这种忠，这种对象，存在了两种忠诚，这样的话，中国人认为忠从儒家的这个标准来看是忠于，最后是落实到我的良知，我的良知良能所审视出来的，所判断出来的最高的天理，因此我们会看到在历史上。

有的人就走了一种叫妾妇之道，比如秦桧、和珅，他老老实实地为这个皇帝谋福利、一切以这个皇帝的意志和利益为转移，那另外一种忠，那就是像比如说历史上的像文天祥、像岳飞、于谦这样的人，他们为了忠于他们心中的儒家的所设定的忠的目标，掉了脑袋，所以我们的文化里面，这样两种忠的摩擦，使得中国文化充满了悲剧美，但是很麻烦，在中国历史上我们的学者们，从来就没有，这当然也反映出中国文化非常笼统、含糊、不细致、不求甚解，这两种忠的观念到底是什么关系？没人论证清楚，如果碰到亚里士多德、如果碰到苏格拉底，他一定要写好多书，讨论这两种忠到底怎么处理。但是在中国人就放这不管了，所以由你们自己揣摩吧。所以呢，有的人就成了烈士，留名青史的忠臣、大忠臣，有的人一不小心拐到另外一条路上，就成了奸臣，所以这就是中国历史的我们说，我们用最高的敬意说它是悲壮美，非常悲壮，但是它在现代社会，它的走向极端就有一个麻烦，忠、忠的对象，忠和不忠，不是取决于外在标准，而是最后落实到取决于我内心的判断，把道义的最高的裁判权放到了个人，放到每个个人，但是我们每个个人的这种良心、良知能可靠吗？所以在理解上、在实践上就五花八门，最后就流于了一种机会主义的做法，我认为这就是忠，他认为那就是忠，这样出现了很多问题，这个武士道的精神以及贵族制度形成的这种忠诚、服从，它在现代社会里面，对于这个现代的企业管理就非常好了，我后面还要说的，它成了企业管理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服从。

另外日本文化，我们看另外一个象征菊花。日本人确实是酷爱整洁、追求纯美的一种生活追求、一种生活态度，所以日本人在日常生活里面，他们每天早晨会把自己的店铺，会把自己前面的街道、店铺旁边的马路都扫得干干净净，然后摆上菊花，所以非常美，当然我们知道，日本追求美，这种唯美主义还反映在它的建筑方面，它的这种古典建筑、这种寺庙建筑，你确实看到这种非常空灵、非常灵巧那样一种精神在里面，日本的饮食，在最物质的方面，但是它也，当然我们前面说了甚至死都是搞得很艺术，一个武士死的时候香汤沐浴，搞得非常整洁、干干净净，鲜红的血流到白绸缎上，这种唯美，一个民族我们可以设想，它对周遭的一切，都是非常地追求纯美，所以他们用来工作的时候会是什么状态，当然也会表现为追求完美，追求精致的质量意识，所以武士道精神和菊花所代表的精神，用在生产和服务中间，就非常容易形成规则的意识、标准的意识，一丝不苟的精神。

国人职业精神不如日本人

如果讲日本的文化，当然我们还要讨论它的宗教，在日本，传统的佛教、儒教、神道教，这些都是来自于中国，但是日本人把中国文化的精髓加以创造性地吸收和转化，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那么佛教从唐宋到明清时期，经历过一个很大的演变，由最开始的时候高高在上，否定尘世，逐渐地走向对日常生活的肯定和关注，有了更多的对世俗生活的肯定的内容，这一点在日本也是这样的，而且也有进一步独特的表述和方法，日本在战国的末期，有一位僧人叫铃木正三，他也是强调任何职业都是学佛，都是佛行，所以按照他的这样一个佛学思想，在日本形成一种非常浓重的这种职业神圣的观念，职分的观念，这就类似于马克斯·韦伯对西方的新教伦理的分析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所以铃木正三这位和尚他也认为，我们只要专心于日常生活的职业，就是佛法的实践，所以一个商人在他看来，不违反起码的商业规范，好好地做他的生意，他的经济活动就是合理的，一个农人，用他的锄镰尽心于勤勉地耕作、耕种，这就是修行，这就是学佛和行佛之道，所以这种精神它对日本的后来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后来的这种它的现代精神的延续和发扬，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日常生活里边，能够感受到生活的意义，能够感受到生活的神圣和庄严，形成对职业的敬重感。

所以我们经常在日本，中国人喜欢开玩笑，说日本人没小事，日本人确实没小事，做任何事情都是非常认真，都是很战战兢兢的，很有庄敬的精神，我们的文化气派很大，大开大阖的气势，这种大平原，这种大国的这种心态，有它的这方面可爱之处，但是我们的文化跟日本相比的话，它的精致，它的做事的一丝不苟，对事情，尤其是对自己的职业的庄重感，就不及日本，我们用牟宗三先生的话说，中国文化浪漫气质、英雄气概太多，做事的精神太少，谈到日本的文化，还要谈到日本的樱花了，单个的樱花它是很素淡的，它并不是像我们中国人崇拜的这种国花，比如牡丹，那样一种富丽堂皇，那样一种铺张，那样一种气势，不是的，从樱花里面我们可以折射出，他的对生命的意识，这个樱花在它最盛的时期它的开放。

一般只有一周多的时间，它突然地绽放、突然地消失，让人感觉到生命是如此辉煌，既然生命是这么短暂，又这么美好，所以我们能做的是什么，不要太关注肉体的东西，我们要更重视精神的东西，在有限的生命里面绽放出我们的光彩和内涵，所以这是我们看的，讲的日本文化这样一些精神呢，我们从日本的社会政治制度，日本的环境，日本的文化传统来谈日本的精神，那么第二个大问题，我们讲了这些以后，我们自然就可以讨论文化精神同日本人的质量意识问题。那么在日本文化里边，我觉得这个忠诚、服从这个呢，对于现代日本的企业精神，对于现代日本的质量意识，影响是非常明显的，有了这种忠诚，那么用到现代的科层制度里边，就很容易产生一种守规矩、重然诺、讲诚信、不走样，那么这个在管理里面，它的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它降低了一个组织的运营成本，不扯皮、不商量，我们中国人在这一方面有比较严重的问题。

你经常看到在大学里面，一个图书管理员把那个书噼里啪啦地一甩一扔，他在讨论国家大事，他自己的事情做不好，所以说这是个问题，人人都是自行其是，自我作主，干着平凡的活想的都是伟大的事情，那么这个我们的文化里面宏大的东西很多，每个人都活在异乡，每个人都在讨厌自己的工作，一个医生讨厌病人，一个老师、一个大学老师讨厌学生，这是在我们中国常有的事情。

我们说在它的这个文化里面，当然也会有问题，也还有，但是就相对来说比较少，跟这个相关的就是他的整体意识、团体意识，讲究对团体、对企业、对社会的奉献，我们知道从质量的角度看，质量的意识实际上是代表一个社会的公共利益和整体利益的，一个比较强固的质量意识，一定是靠他的奉献意识和那些对整体的这种价值的重视是有关系的。日本我们前面说在宏观层面上，生活在一个领主的制度下面，在微观层面下面，从小在这个自治的乡村的共同体里面，所以他的这个整体感，这种对团体的意识非常强，我们中国可能太大了，一眼望不到边，最后这个边界太大以后，反而没有了边界，所以它（日本）这个边界很清楚，所以容易培养这种团体意识，所以一生下来就属于某些人，我们就要注意到某些方面的影响。有时候甚至为了限制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企业、为组织去奉献，很容易产生这种工作的狂热，工蜂的精神。以我在日本的经历，这个大地震一下子垮下之后，这些员工第一反应，早晨，从地震的废墟里面爬出来，不是说看自己家怎么样，马上第一反应是到公司去，

另外呢，跟这个重视整体价值观相关的，我还想讲一个问题就是，日本非常不大注意，或者不大注重鼓励、宣传各类（个人）英雄，日本人认为，在一个整体里面过分地宣传个人，是对其他人的不尊重，演员拍片子多辛苦，好像不得了，一个农民种地就不重要吗？一个扫大街的人就不重要吗？哪个人做好了都不容易，这就是日本我们前面所说的，日本的铃木那位和尚所讲的，我们的每一个职业里面都有道。所以用它来移植到现代的管理，移植到现代的公民社会，遵守公共秩序，重视公共的价值，追求一个社会的整体的规范的要求，这必然自然会产生优质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比如我在日本看到，就是你比如说日本人那种，很有趣。

比如日本学生里面有饺子会，我有一年到日本要资助当时的留学生参加一些义务劳动，作为老师，然后学生就故意炒作，来自武汉大学学饮食文化的教授包饺子，结果生意很好，卖得很火，结果日本有的同学组织饺子会听说了，要找来给我切磋饺子的技艺，还有日本人旅游，比如他要到敦煌、到西安来旅游，好，我们这一次报名旅行社会通知，我们一块旅游的人，到哪一天哪一天开会，大家先见个面聚会，聚会完了干什么呢？分配任务，张三你去研究长安历史，李四你去研究敦煌历史，好，下一周我们再来开会，一块就开始大家自助餐见见面，来报告发表一下你的研究情况，所以呢，他是这样来旅游的，那么把这个旅游搞得非常认真，这就是茶壶里边能翻波浪，所以对任何事情都要做到尽善尽美，

在中国提高我们的质量意识，我们的服务意识的话，一个当然要做一个引进的、借鉴的工作，当然还要发扬自己的，有些传统、有些文化本来就是中国的，可惜丢失了，另外当然我们还要建立制度。人呢，一方面有利他之心，当然也有利己主义的、投机取巧的心理，所以需要制度的规训，我们还要相信人有学习能力，所以通过宣传、通过弘扬文化，通过借鉴外来的文化的精华，以及配置这种好的制度设计，我们中国一定也会成为令世人尊重的，一个讲究质量，追求尽善尽美的这样一个文明的，一个具有现代文明的国家和国度，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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