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经纬线

　　――记新达香港有限公司、邹氏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邹星炳

　　文/张建明

　　他一生从事纺织业，无论在香港还是内地，被公认为是一位纺织行业的资深人士。他的智行方圆及勤勉严谨的作风，素来受人称道。他感悟纺织就如经度和纬度的交错编织，一列一行相交而不紊乱，在不断得到密集而交错中匹匹成锦。其实，他的人生也是在经度与纬度编织中度过的。

　　年届七旬的邹星炳精神矍铄，身板硬朗。谈及纺织，他眼神里透发出一股睿智与快乐。是的，他从纱厂练习生做起，经历了领班、跑街和日本某厂商的总代理；他从自己开厂当老板，到率先投资内地办实业。他捕捉到内地改革开放的先机，是最早到国内开展“三来一补”的实践者；他投资家乡2000多万美元，又热心牵线搭桥引进外资5000多万美元；他把发展纺织业与支持家乡经济建设完美结合，因此被授予宁波市荣誉市民称号。

　　几十年在经纬之间穿行，邹星炳知道自己得到了什么，他更知道自己所付出的这一切是为了什么？他谱写了一曲璀璨的人生华章。

　　（一）

　　邹星炳祖籍宁波鄞州，4岁时就随父母和七个兄弟姐妹去上海。在念完小学后，他考入了上海卢湾区的一所由法国人创办的震旦附中，后改名为向明中学。

　　当时他家住在老北门，他走到八仙桥，然后搭乘3分钱的有轨电车到霞飞路上的妇女用品商店下车，穿过旁边的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就到学校了。学生时代的生活留给他美好的回忆。以至于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上海在复兴公园旁边的雁荡路上建造第一批华侨房――雁荡大厦时，邹星炳毫不犹豫地买了一套。他要重温当年青春飞扬的日子。

　　1956年全家移居香港时，邹星炳高中毕业，他20岁。经人介绍，他报考南丰纱厂当练习生。南丰开设在香港纺织业的集中地――新界荃湾九味半，当时规模已达到1万纱锭，在香港小有名气，因此报考的人非常多。在不到10%的录取率中，他考上了，每天半工半读。邹星炳的纺织知识就是在那时候学到的，这也为他今后从事纺织业打下了基础。

　　练习生吃住在工厂，每月薪酬菲薄，只够理发、买点水果和参考书。他家在九龙，回家一趟车费很贵，因此他很少回去。礼拜天常常与同事们一起到工厂旁边的海滩里游泳，晒太阳，躺沙滩，自得其乐，充分享受大自然的恩赐。

　　三年后，他从练习生考升领班。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两班制轮流转。纱厂有清花、前纺、后纺、筒子、成品5个车间，每个车间有一、二百人，他经常忙碌在车间里。他的薪水大幅度提高了，年底还有“花红”，但邹星炳觉得这几年里更多的收获是磨练了自己的意志，懂得了生活的艰辛和创业的艰难。他期待有一天能干出自己的一番事业来。

　　机会终于向他招手了。有一天，在日本商社做事的哥哥对他说：“日本商社要招‘跑街’，就是把日本产的面料推销给香港的成衣服装厂。”同时兄弟的话也说得很明了，“这活苦得很，难度高，上门推销好比是热面孔贴冷屁股；而且没工钿，只拿佣金，接不到生意永远无进帐。想去的人还很多，要考纺织常识和英语、日语会话。”

　　那年邹星炳27岁，兄弟的话引起了他一番思考。

　　当时香港社会有“纱布厂是金饭碗”的说法。因为纺织业正处于上升发展阶段，赚钱多，年底“花红”分得多，多的时候有6个月工资，进去很不容易。出来了就等于放弃了这只“金饭碗”。

　　但他想，“纱厂过过日子是可以的，要想发达不可能，接触外界社会更是少，趁自己还未结婚成家，应该要出去闯一闯，搏一搏。”

　　他毅然抓住了人生道路上的这个转机。

　　（二）

　　跑街就是现在说的销售员，需要主动上门去跑、去讲、去推销。当年的香港交通落后，还没有地铁、隧道。日本商社在港岛中环的中建大厦，而服装厂大都集中在观塘、青山道、大角咀、新浦岗等偏远的地方。年轻的邹星炳凭着一股创业的热情，每天起早落夜，乘巴士，搭海轮，加步行，来回一趟，路上往往要几个小时。遇到没有电梯的工厂大厦，他也一层层跑上去派送样品和资料。他的勤奋、认真和敬业的态度受到老板们的好评。

　　这时候他得到了一个好心的“老广东”指点。

　　“老广东”也是一家制衣厂的老板，他见邹星炳做得很辛苦，就对他说：“小邹，要想赚钞票，就要舍得放本钿 ，这还要看你的造化，是否放得进去？”

　　原来，这批广东籍老板每天6点钟就要到旺角的一家茶馆去饮茶，一年365天，几乎天天如此，边喝茶，边海阔天空地神聊。

　　“老广东”进而悉心指点道：“小邹，只要你进得去，就成功一半了。”

　　“还要抢付茶钱，要及时诚恳。”

　　“没事情也要去多跑跑。”

　　多年后，邹星炳体会到“老广东”的指点真是生意场上的金科玉律啊！

　　就这样，*“老广东”的帮助，邹星炳认识了两桌饮茶的制衣厂老板，在抢付了十几趟茶钱后，老板们终于发话了：“小邹，你不要再付了，钞票没赚着，茶钱倒付了不少。等赚了钱再付吧！”接着，叫他把面料的样板拿来看看。

　　邹星炳终于进入了广东人开的制衣厂的圈子。由于他的勤勉与诚信，得到了老板们的信任，以后又给他介绍了许多客户。客户带客户，邹星炳的业务越来越多了。

　　不久，又一个机会向他招手。有家制衣厂老板见他会讲几句英文，就建议他到“洋行”里去直接接面料定单。这真是个好注意！当时一些“洋行”要下单，但大多数服装厂不懂英文，需要有个中间媒界。

　　一般大的“洋行”都集中在香港中环，与日本商社很近，以致他每天下午总要去附近的美商、德商、英商的“洋行”里转转，给“洋行”的经理们（也称“买办”）送样品、资料，交流信息，联络感情。“买办”也需要了解服装厂的需求，他们见邹星炳既懂纺织业务，又有许多服装厂关系，是最好的经纪人角色。于是双方交往得很融洽。邹星炳每天他到“洋行”报到，发单给服装厂，从中进一步了解到“洋行”在生意上的运作实况和主要出口销售到哪几个国家。他自知英语水平不够，于是，抓紧读夜校，补习了一年的英语。就这样慢慢做开了，他只需在打打电话就可以了。他还经常陪外商去看香港的制衣厂，谈生意，就从那时起他交上了一批日商朋友。

　　日商见他越做越熟，又有自己的业务圈子，就建议他开家公司。日本朋友的建议与他一拍即合。因为积小富并不是邹星炳的目的，他与香港的许多宁波人一样，有钱了就想自己当老板。这就是宁波人的志向。

　　1964年，邹星炳创办了捷达实业公司，以后又开办新达香港有限公司和邹氏国际有限公司，还自己办起了一家线厂。

　　说到办线厂，他也是先被日商看中。有家日本线厂要把产品打入香港，但该缝纫线的利润微薄，人家都不愿当代理。日商知道他认识的服装厂多，就通过关系盯牢了他。缝纫线是服装制衣厂不可缺少的辅配料，邹星炳志在做整个纺织业，于是决定试试看。日商给他“铺底代销”5个品种，又给他常备400多只颜色的缝纫线的存货量，做到客户随要随送，提供了客户至上的优良服务。从而使经营由亏到盈。3年后他决定自己开线厂，在九龙青山道龙翔工业大厦里创办了捷达线厂有限公司，从原料引进到制线出来，起名为“金花牌”缝纫线，销售量位居香港第五位。除了供应给香港、澳门700多家服装客户外，还出口到韩国等地。现在回忆起来，邹星炳深有感触道：“做事情眼光一定要长远，不可只图眼前的一时之利，有时吃亏就是便宜啊！”

　　（三）

　　上世纪七十代末，中国内地正面临着一场改革开放的大转机。当许多香港人还在犹豫观望时，邹星炳以敏锐眼光和非凡的魄力率先到内地开展经贸和投资合作。

　　他先把日本纺织业有名的“东丽”高强低伸的化纤原料，引入西北国棉七厂进行来料加工，纺成原白化纤的缝纫纱。一半出口到美国，一半自己线厂用。当时西北厂工艺落后，不会做高级纱，日商派出了一批批技术人员到工厂指导，可以说，邹星炳引进的是内地最早的“三来一补”业务。

　　1984年，他与中国纺织部下属的18个省市纺织系统、联合创办的“深圳华联纺织集团”合作，在深圳合资创立了总投资2500万元的“中冠印染厂有限公司”。邹星炳是港方的第二大股东，时任常务副董事长，直接参与公司的决策和经营管理。为此，他被推任为深圳市政协第一届委员和深圳市总商会的常务委员。

　　说到“中冠”这个名称还有个由因。

　　当时香港的律师楼里有许多名字可以挑选，但邹星炳与他的内地合作者的本意是要做成中国纺织业之冠，故起名“中冠”。果然，以后他们创出了一个“中冠模式”轰动了中国纺织界。

　　“中冠”的成立，不仅是外资的注入，而且邹星炳把他新达香港有限公司覆盖在日本、南韩、西欧和北美的业务渠道全部引进来。资金与渠道的结合，使公司的效益非常突出，一年就挣回了三个厂。

　　但邹星炳认为，先进的管理理念的引进，才是真正激发内地企业发展的一剂催化剂。

　　此话不假，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国的纺织行业正处于新旧体制艰难转型时期，“中冠”的做法无疑成为开启突破困局的一个窗口。1986年前后共有十多批来自全国各地纺织企业的同行，到“中冠”学习考察；中国纺织工业部领导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也来厂视察指导。”

　　一次，在接待时任纺织工业部部长吴文英的宴会上，他与吴部长相邻而座，吴部长与他亲切交谈。邹星炳向这位中国纺织界最高层的女领导详细介绍了香港的管理模式。就是要突出工厂的成本控制、现场管理和客户导向等做法，吴部长听了不住点头表示赞同。现在邹星炳回忆道，这些做法在今天看来也许算不上新鲜独特，但在当年却称得上是独树一帜，振聋发聩。

　　“中冠模式”的启发和带动，更增强了邹星炳投资内地纺织业的热情与信心。以后，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他与宁波“雅戈尔”集团合作，先后投资了宁波雅戈尔服饰有限公司、雅戈尔针织染整有限公司、日中纺织印染有限公司、雅戈尔毛纺织染整有限公司等项目，投资总额逾2000多万美元。他还热心牵线搭桥，引荐日本、美国等海外客商与宁波开展经济合作与交流。

　　1994年，邹星炳又参与投资无锡当年最大的外商投资项目之一的东亚毛纺织有限公司的创办，总投资达 3800万美元。东亚公司成功投产，70%的产品销往日本市场，这对当时国内毛纺工业水平的提高起到了典范的作用。

　　（四）

　　就是在“中冠”期间，邹星炳认识了前去参观考察的宁波的纺织同行、小老乡李如成。

　　当年的李如成还是青春服装厂的厂长。产品是以内销为主的“北仑港”牌的衬衫。邹星炳与他有一见如故之感。他们在以后的长期合作中非常愉快与成功。

　　这主要有两个原因：李如成年轻有魄力、思路清晰，想把事业做大，他敏锐地看到做外贸的发展前景，主动邀请邹先生到宁波的厂里去考察指导；而邹星炳则想通过与李如成这样的目光远大，充满魄力，笃讲诚信的企业家合作，实现他实业投资，回馈家乡的拳拳之心。

　　1990年，青春服装厂已改名为“雅戈尔”。在邹星炳的热心牵线之下，“雅戈尔”与日本三家公司合资成立了中冠（宁波）纺织制衣有限公司，产品全部外销。这个合资公司效益非常好，日商很有信心，一直追加投资，不久他们又合资兴办了雅戈尔福村制衣和雅戈尔松永制衣两家中外合资企业，邹星炳都是股东。

　　由于邹星炳在日本纺织界有很好的人脉关系，他建议在日本开设雅戈尔（日本）株式会社。这与李总的思路一拍即合。邹星炳不但自己入股，还引荐了相识多年的日本纺织商人北村实敏为股东。就这样，“雅戈尔”的产品源源进入日本市场，而日本的服装定单也不断下到了“雅戈尔”。 最让邹星炳有成就感的是，他与李如成合作，直接促成了雅戈尔日中纺织印染有限公司的创立，从而使雅戈尔真正成为中国服装的领军企业。

　　说到这件事情的始末，要从2004年讲起。当年，随着雅戈尔国际服装城的全面竣工，雅戈尔已成为国内最大的服装先进制造基地。但是，它的服装面料却要到远在广州、深圳、佛山、上海、江苏等地去采购。

　　一次，时任宁波市市长的张蔚文遇见邹星炳，鼓励他说：“邹先生，您与雅戈尔的合作都很成功，你应该与他们合作建一家纺织企业，改变宁波没有好的、大的面料厂的局面，宁波要有自己的产业集群。”

　　当邹星炳与李如成提起这件事时，李总说：“邹先生，我们合作建厂就要建最好的厂，做最高端的产品。”

　　市长的鼓励，李总的魄力，使邹星炳信心倍增。几经努力，他引来了日本最大的贸易商社伊藤忠和最富盛名的纺织企业日清纺一起合作，期间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

　　这两家日本企业起初都很谨慎，他们希望邹先生持有一定的股份，如果有矛盾了可以由他来居中协调，因为他们相信这个已认识了十几年的中国纺织界的老朋友。于是，邹星炳拿了15%股份，他们各要5%股份。日方的投资者此时才好象吃了定心丸。

　　不料，就在纺织城奠基之前，却又生变故。两家日本投资者看好雅戈尔日中纺的前景，提出要追加股份。这次可真的要邹星炳从中协调了。李如成得知后，哈哈笑道：“好事多磨，好事多磨！”李总的气度和果断，最后使各方投资者愉快达成协议。雅戈尔日中纺织印染有限公司的总投资达到了6550万美元，公司如期建成投产。

　　雅戈尔日中纺是集棉花种植、纺纱、染纱、织造、后整理、新技术开发为一体的、生产高档服装面料为主体的高新技术企业。目前已经成为国内重要的高端棉纺织基地，色织业务进入了全国三甲行列。

　　有了“日中纺”，雅戈尔如虎添翼！

　　“雅戈尔”感谢邹星炳，但邹先生却不是这样认为，他说：“投资成果主要*李如成董事长的独到的眼光，做事的魄力和果断务实的作风，他让每个投资者都赚到了钱，是他帮了我这个媒人的忙，否则日方的投资商就不相信我了。是我要感谢李总，感谢雅戈尔啊！”

　　邹星炳低调、谦虚和幽默的回答，引来了大家对他更多的尊重。

　　让邹星炳还感到欣慰的是，到内地的投资和合作不仅给他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更让他有了造福社会，回报桑梓的机会。

　　1990年，他与兄妹们一起捐资助建宁波社会福利中心，其中有以父母名字命名的“邹汾锡休养楼”和“邹励和妹休养楼”；还有“祥星医疗保健楼”等。为纪念香港回归祖国，1999年，邹星炳与其兄邹星培再次捐资建造休养楼，取名为“紫星楼”。他们在宁波社会福利中心的捐资已达到380万元人民币。

　　2005年，他以香港甬港联谊会副会长的身份又捐资助建助象山晓塘乡中心小学“捷达综合楼”，并每年资助家乡的贫困学生和特困家庭。

　　邹星炳与夫人胡文娟女士建立了一个和美的家庭，共育有三个儿子，都在香港拥有自己的事业。邹氏家属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每个人来到世间都会有自己的经纬人生，邹星炳的人生经纬线犹如同他所从事的纺织业那样，编织得五彩缤纷、万紫千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