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苗儿青菜花黄
---川西大跃进纪实（节选）
东 夫
黄蟮脑壳
如同带功报告的会场一样，尽管是满场的手舞足蹈，总有一部分“心不诚”者死活来不了气。在全民性气功态的童话世界里，仍然有许多按常规思维、敢说“皇上是光着身子”的人，他们被称之为“怀疑派”、“观潮派”、“秋后算账派”、“保守派”、“顽固派”、“反对派”……
“四川有句俗话形容那些冥顽不化的人叫‘黄蟮的脑壳 死不化’”《四川日报》的评论文章说，他们一口咬定高产卫星是“吹牛皮、冲壳子”，“算了吧，算账派，你们已经输得精光，现在是你们最后猛醒的时候了，否则成了黄蟮脑壳就悔之晚矣！”
冥顽不化的多半是老农，所有关于高产卫星田的报道，都把他们的反对意见作反衬。“保守派低头认输！”《四川日报》说，郫县合作乡一社队长种了一块密植试验田，老农晏邦才饥笑说：“这个田要打千斤，我输你四元钱”，结果真打了一千多斤，“晏邦才很不好意思地说，我输了”。红光社老农孙子文讥笑试验田：“几千斤，连草一起秤都不够，栽那么密，咋个薅哦！”后来也“服气了”。到万斤田出来后，他们就只有感叹白活了几十年，“这辈子做梦想没想到啊！”
新繁县清白乡单干户巫忠华就是这样的黄蟮脑壳。公社化以前，还允许有少数单干户，据说这样反而有利于群众从对比中看到合作化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从互助组、合作社到高级社，巫忠华心甘情愿地充当反面教员，整死不入社。因为他出身贫农，干部拿他没法。今年栽秧时，上面要求密植，他油盐不进：“自古来没听说栽这么密的。稀秧不秧谷，只要交够公购粮，你管我咋个栽？”依旧栽他一尺见方的稀大窝。干部一气之下，专门把社里的密植高产试验田栽在他们田旁边，存心要老顽固扫尽面子，缴械投降。
一天，地委宣传部两名干部路过，发现这两块稀密对比得出奇的田，打听到原因后反映到县上。县委书记击掌道；好！很好！正好通过这件事教育群众，拔掉这杆白旗。县上决定在这两块田各竖一个牌子，一块写社里的密植高产田，一块写“单干户巫宗华稀秧试验田”。秋收时县上开现场会。
牌子插到巫宗华田头上时，他脸都气青了。他当然没有胆量去拆政府竖的牌子，他挺着那颗煮不烂的黄蟮脑壳，天天不是进县城挑粪，就是在田里忙，把他那几亩田服侍到家了。社干部一看，也加紧管理施肥，最后还施了县上特供的几十斤高效化肥。
秋收时，地委宣传部两名干部再次赶到这里，要看看这出好剧如何收场。来到田头一看，不由得暗暗叫苦：两块对峙的牌子依旧立在那里，田里的情况却是今非昔比；巫宗华的稀秧田窝大杆壮穗长粒满金黄一片，合作社的试验田稻子已倒伏，乌黑黑只见叶子不见穗。支部书记悻悻地解释说，薅秧时看见单干户的秧头子壮，怕比输猛追了几次肥，结果把秧子催倒了。
为慎重起见，地委干部在两块地各划出一块相等面积，亲自组织试打。单干户的稻把子轻轻几下就打净，拌桶里留下清清爽爽的谷粒。合作社的稻把子打下的是湿漉漉一堆叶子和瘪壳，就这样称下来，也比巫忠华的轻得多。县上筹划已久的现场会也就没了下文。
和“顽固老农”举白旗投降的报道大多凭空捏造一样，温江专区新办的《都江报》就此事登了一篇颠倒黑白的报道，在这篇题为“一步登天”的报道中，巫忠华是个拿鸡蛋碰石头小丑，“我就不肯信，连合作化都整不赢！”他在城里包了一个茅坑，挑了几百挑粪往他的稀秧试验田里倒，又施了八、九百斤禽粪，结果只打了六百斤，而社里的密植田都是两千斤、三千斤……。巫宗华终于难为情地找到社长，说：“社长，以前我走错了路，请你收下我的入社申请书吧！”于是他就从单干到人民公社“一步登天”了。
在放高产卫星这件石破天惊的大事上，温江地委一开始就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被动状态。从行政关系来讲，郫县的一切工作，尤其是首屈一指的农业生产，应该由地委一手抓，然而无论从地理上还是实际领导上，郫县离省委都要比地委近得多。“李政委”经常办公的金牛坝招待所就挨着郫县；省里的各种工作组如走马灯似地来来去去，以新华社四川分社、《四川日报》为主的一个庞大的新闻报道班子常驻郫县；省里的各种指示往往一杆子插到县里，县上的工作往往直接报到省里。当郫县有什么大事报到地委时，可以肯定省上已经知道；更多的时候是地委接到省上的信息或看了报纸，方知郫县又生出什么花样。地委一般干部没人愿到郫县去：人家是通了天的，架子大着呢，谁愿意去坐冷板凳讨没趣呢？
但是地委的头头们就不敢这样想，夺了彩地委也许沾不到多少光，出了事可休想滑脱。粮食问题，事关重大。从统购统销征过头粮出乱子，到一九五六年乱指挥造成的减产，或多或少给他们以教训
脱离实际是要受惩罚的。他们肩上的担子很重，很实际，说一千，道一万，你得把粮食交出来才算数。单是一个百万人口的省会成都，一朝没粮，该当何罪？不过，要说谁一开始头脑就很清醒可是假话。整个国家尤如一个蒸笼，热的、冷的、清醒的、糊涂的都难免被蒸热、蒸烫、蒸晕。主管农业的书记曾笳每天拿着报纸心急火燎；连穷得叮当响的河南安徽都干出几千斤，守着名甲天下的天府之国居然无所作为！连省上的农业专家参观回来也这么说，还有可怀疑的吗？
为了迎头赶上，地委接连组织一批又一批的参观团分赴河南、湖北、安徽、浙江、福建、广东、甘肃等省参观考查，结果大失所望。号称创造油菜亩产五千斤的甘肃某县，参观团一去县委就说：“别参观了，是假的，记者看到县报上的一篇消息就捅到全国去了。”浙江某县所谓的豌、葫豆亩产二千多斤，去后县委说只有三、四百斤。参观团说，我们在国家统计局的公报里看见的呀！县委说，统计部门上报时未经我的审查。安徽麻亩产二千一百斤，假的。去湖北回来的人讲，水稻产量也有问题。有的社队干部私下对参观团说，收的时候都没听说放卫星，收完了给我们打招呼：外面的人问，就说有一万多斤……
当神话被重复一千遍的时候，他相信过神话；当神话被揭穿以后，他更坚信常识。曾笳清醒了。主管着全区的农业，他感到责任重大，那是几百万张嘴巴，十来亿斤征购粮的问题啊！虚报浮夸后果不堪设想。秋收开始他突然接到省农业厅的电话，说郫县已经出现六千斤以上的卫星田，省上准备在那里开水稻生产现场会，立即答复，等我们调查清楚再说。他派地委办公室副主任杨彬前去调查，杨回来报告，不是六千，是六百，社队干部说，他们根本没报过，是县里报上去的。
曾笳拿起电话告诉农业厅，现场会不能开。没得那回事。接着打电话给郫县第一书记刘致台，要他说清楚是怎么回事。电话那头口气不小：“这还不算，我们还有产万斤的田呢！”曾笳压住心头的火气：“那当然好。有把握的，先给地委报告，我们要亲自验收。未经地委验收，不能向上报。”
眼下他正窝着一肚子火。统购统销以来，粮食收割前的估产，收割时的核产，收割后的清产已经形成了规矩，粮食产量都是逐级核实上报的。今年早稻收割开始就全乱套了，尤其是郫县，简直就不把地委放在眼里。有一点很清楚，高产最终要落实到征购上，万一征购完不成，他是担待不起的。地委常委中，对高产卫星持怀疑态度的占压倒多数，地委发出通知：凡各县放高产卫星，一律先报地委，经地委验收后才能宣传，否则不予承认。
这一纸通知尤如向燎原烈火泼去一瓢水，根本无济于事。先斩后奏，斩了不奏比比皆是，地委会刘家大院门口终日锣鼓喧天，报喜的队伍你来我往。接到喜报：看到报上的消息地委的调查组火速赶到现场，要么已经“收完”，要么子虚乌有……
八月二十三日，万斤卫星从天府之国冉冉升起，巴山蜀水一片欢呼。从报上得知消息，温江地委的头儿们如同咽下一只苍蝇。温江地委第一书记宋文彬打电话问曹云生，曹承认是“二次移栽”。八月二十五日，地委再次受到重创，《四川日报》头版报道，郫县合兴、古城，崇兴三乡接连放出五颗万斤中稻卫星，其中最大的是合兴乡和平社的一万六千多斤的卫星。地委办公室派龚朝浦、傅正坤二人立即前往调查，看到是犁过的田。访问了几个老农后，二人打电话到川报说，我们调查了，这块田实际只产几百斤，你们这样做有损党报威信！报社并不理睬。
八月二十六日下午，郫县报告，犀浦乡有一块田可收三万多斤。
“不要收，我们马上来验收！”曾笳对着话筒大吼。
当地委的干部傍晚赶到时，那块所谓的高产田已是光秃秃一片，县、乡干部称：“收割完毕。”
这回曾笳可真火了，在电话里厉声责问郫县第一书记刘致台：“叫你们不要收为什么要收？这样做不对嘛……”
刘致台似乎并不计较：“你们不要急，还有一块比这块产量还高，估计有四万多斤呢。”
八月二十七日上午，除主持召开各县农业书记会议的曾笳外，宋文彬率领地委全部常委赶赴犀浦，一下汽车，他们便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但见成都到犀浦的公路上大小汽车排成了长龙，人流如潮，数以成千上万的人把一块稻田围得水泄不通，挎着相机，拿着笔记本的记者在人群中窜来窜去，电影摄影机吱吱转动。那块稻田不如说是一个稻堆，稻子密密麻麻挤在一起，从上面看去一片金黄的谷粒。有人用鸡蛋放在上面掉不下去；小孩在上面蹦跳着；一个须发皆白的老汉拿着洋铁皮做的话筒站在稻子上大叫大嚷；照像机劈里叭啦乱响……
县里显然早已将消息捅了出去，单是看几十辆小车，就知道省、市、各厅局的人差不多都到齐，这种热闹欢庆的场面很快抹去宋文彬对县上又一次“先斩后奏”引起的不快，他堆起笑脸，和人们握手寒喧，接受种种由衷的或不由衷的表扬、祝贺和恭维。成都市委书记米建书握着他的手连声道贺温江地区粮食大丰收，对这一年多来工业人口猛增的成都市，实在是太好不过。
上午参观，下午开始收割，一百多农民涌进这块只有一亩多的田里收打，县委的验收团验收，地委常委、组织部长郭岚亲自把秤。县上的干部在人们的拥簇下介绍“并秧移栽”经验：他们是在七月十三日将十六亩田的中稻在抽穗前十天并到一亩田中，进行“后期生长”，放出的这颗大卫星。
省委书记阎红彦、廖志高、阎秀峰，以及省人委、省政协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均到现场参观。第一书记李井泉眼下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整个大跃进期间热度最高的一次会议，一系列骇人听闻的高产指标和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定，就是在这次会上作出的。由于李井泉不在，使这颗卫星的发射遭到重大挫折。而下达“熄火”令的正是李井泉信任的阎秀峰。四十四岁的省委书记阎秀峰兼任省委秘书长，主管宣传工作。
据阎秀峰当年的秘书岳忠回忆，当他们在田边参观时，他听见有人小声议论说这是造假，他回头一看，是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几位水稻专家。岳问，你们怎么知道是假的？专家扯起一窝谷子说：“这根是死的，是稻子成熟时才移并在一起的。”岳随即找到几个熟悉的当地干部打听，证实实际上是将三十二亩成熟的稻子并到一起。返回成都的路上，岳给阎秀峰讲了这些情况，阎秀峰立即叫岳忠通知各报社领导和农科所的那几位专家到省政府开会。会上，专家们直言不讳地指出，稻子是成熟后并起来的，所谓“移栽并秧，后期生长”纯属无稽之谈。阎秀峰会上宣布：“这样的高产卫星是劳民伤财，各报不要发表这种消息。”〖注１〗
一百多人干了一个下午，一亩多田的稻子没有收完。当晚地县两级领导干部回郫县。晚饭后，宋文彬接到省委书记阎秀峰电话，说省、市机关有人反映，今天他们参观发现这块高产田有问题，是假的。
宋文彬立即召集县委刘致台、潘兆清、郑功瑶等开会，宋态度很严肃：
“你们讲讲，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是真的就好，如果是假的，现在还好收场。现在不讲清楚，今后事情闹大了就不好办……”
县上几位一口咬定，真的！
宋文彬又羞又恼，咬紧牙关，脸色铁青，一支接一支地抽烟。
并秧移栽作为上了报的“高产经验”是不能否认的，于是问题集中到移栽的时间上。这块田无疑是成熟后并作一堆的，但县上坚持说是一个半月前稻子含苞抽穗时移栽。会开到凌晨一点不欢而散。
根据阎秀峰的指示，《四川日报》等二十八日没有刊登已在成都闹得满城风雨的高产卫星消息。而《四川农民日报》据说是因为总编没有参加二十七日阎秀峰主持的会议，第二天（二十八日）却用整个头版大张旗鼓地作了宣传报道，头条新闻的大标题是：
天下人民向天府之国投送爱慕的目光
郫县卫星与嫦娥共饮
犀浦乡幸福第一农业社中稻亩产可达四万多斤
头版还列出了廖志高在宋文彬的陪同下参观卫星田，一个须发皆白的老头，站立在稻子上，“创造中稻大卫星”的干部社员的照片。同时发表了署名“肖宙”的诗歌：
“请接受全省农民祝贺吧！川西坝子上郫县的劳动人民……如果发射台没有安装在郫县，为什么你们接二连三地一千斤、两千斤、一万斤、两万斤，乡乡社社放不停。昨天
八月二十七日的清晨，好象春雷震天响，又从郫县传出巨大的声音，党政军民的代表，成千上万的人群，工农青年象潮水一般，朝着郫县的田野飞奔……观潮派发呆了，算账派吓倒了，唯条件论者抹着鼻子上的灰，增产到顶的论调通通溜走了……”
八月二十六日谁也没见过的那块号称三万斤卫星的消息也挤在头版，报道鼓吹，“郫县是多产卫星的母亲”，“卫星发射台”，并且是郫县县委办公室供稿。整个头版显然是事前就精心组织好了的。
二十八日，成都市和各县闻讯前来参观的人将这块田围得水泄不通。收打完毕，经“验收团核定”，当场宣布这块田亩产为四万五千二百一十七斤五两八钱。
这天上午，曾笳率各县主管农业的书记到犀浦参观。刘致台、潘兆清大言不惭向各县介绍，他们在七月十三日含苞抽穗前将稻子移栽到这块田进行后期生长云云。话没说完，曾笳当头一棒：
“你们这个万斤田有何用？要多花多少劳动力？腾出来的田有何用？有本事，直接搞出万斤田来！”
“有啊，我们有直接长出的万斤田。”刘致台说。
“哪里有？”
“马路边上就有。”
“好嘛，究竟哪块有把握，带我们去看看。”
刘致台让郑功瑶带曾笳一行来到马路边的一块田，田边竖了一块牌子，上书：
万斤田
每亩四万蔸
每蔸二十五穗
每穗二百五十粒
曾笳看看牌子，再看看田里的稻子，说：“好，我们下去数一数，看够不够这个数！”他和另外两名地委干部下到田里，在不同的位置数了十多穗稻子，平均每穗只有八、九十粒。
曾笳脸色陡变，破口大骂：“郑功瑶，你睁着眼睛说瞎话啊？明明只有这么多，为啥那样写？你给我算一下，怎么会有一万斤？”
当天下午，地、县两级关于并秧时间、并秧利弊的争辩继续进行。县里一口咬定，并秧时间是七月十三日，并让犀浦乡党委书记赵宗福和社支书到会作证。
当晚，省委通知县委，关于犀浦万斤田的消息“暂缓发表”。
宋文彬请省委农工部翌日到犀浦共同调查。二十九日上午，省委农工部长杨万选、处长史立言、地委宋文彬、县委刘致台共同在犀浦一社召集社长，驻社干部座谈。当过李井泉秘书，长期在犀浦蹲点的史立言私下对宋文彬说：“查什么，用不着查，假的！几十亩成熟的稻子并做一块，几百人晚上偷偷摸摸地干，稻子的根都没长进土，轻轻一提就起来了。”
调查结果正如史立言所言，稻子是八月十三日才并的，比县委坚持说的整整晚一个月。宋文彬咬牙切齿，给县委下了三道命令：一、公开召集群众大会承认错误；二、作书面检讨；三、给作假者以处分。
宋随即赶往成都，向阎秀峰作了汇报，阎表示同意宋的处理。
县委的检讨还没送上来，地委就挨了一记耳光。九月三日，《人民日报》刊登署名苏方的一篇特稿
“卫星田畔庆丰收”：
成都近郊的一块卫星田被参观的人围得水泄不通。望着这丰盛的庄稼，
大家不住地啧啧赞叹着。一个老教授拿着一穗稻子左看右看，用手掂了又掂，
连声说：“了不得，奇迹！奇迹！”一个年青姑娘把脸贴到稻穗上亲了又亲，
闻了又闻；更多的人都弯下身子，去看那挤在一起的稻梗。你看，稻梗长得
多密，稻穗铺得多厚啊！这沉甸甸的浅黄色的稻海，象一张有弹性的大沙发，
别说鸡蛋堕不下去，便是风也透不过。你看，那几个粗壮的成年人在稻穗上
站得多稳！他们好象站在厚厚的地毯上，跳着，裂开嘴笑着，惹得参观的人
拍手欢呼，惹得摄影记者的镁光灯直闪。一只蹲在田坎边的癞哈蟆被笑声惊
动了，想躲到稻田里去。可怜的小东西，你找错门路了。这密密的稻梗结成
的墙，你能穿过去吗？果然它蹦了几次都被挡回来了，急得它满地乱爬……
田里，社员们正在紧张地劳动，割的割，打的打。稻子长得这么密，用
手搂都搂不过来，收割起来多么费劲！昨天他们一百多人整整割了一个下午，
才把这一亩零一点点的庄稼收割了一小半。今天天一亮，他们立刻又来到田
里奔忙了……你可知道，在这密密的稻田里施肥是多么不容易呀，肥料根本
洒不进去，他们不得不把肥料溶在水里，用喷雾器喷在稻子上，然后再用水
冲到根部去……
显然是一场斗争的产物
有人不同意宣传，有人坚持要宣传。它巧妙地回避了两个敏感的问题：一、产量，二、所在县乡。但凡是参观过犀浦四万斤田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说的就是它。
《人民日报》九月五日关于广东连县亩产六万斤的报道，给郫县县委以更大的支持。这篇报道首次公开并肯定了并秧移栽。报道说，他们“把六十二亩二分田抽穗的禾苗集中进行高度密植。”从而创造了这一高产奇迹。
九月十日，县委终于向省、地作出书面检讨报告。
这份所谓的检讨堪称厚颜无耻、强辞夺理的杰作。在解释为什么八月二十六日的“三万斤田”没让地委验收，和为什么事前没有说明“并秧”问题时，报告说：
八月二十六日下午，县委办公室接得犀浦党委电话报告：该乡六社有一亩多中稻麻谷儿估计亩产达到两万斤，县委书记高义禄同志接到办公室情况汇报后，一面指示办公室立即报告地委，一面即前往犀浦验收。由于边收、边打、边过秤组织得较好，收打过秤约三分之一面积时，即发现达三万多斤，顿时，大家都喊叫起来，说是一块高产卫星。参加验收的县委书记高义禄、 赵金波同志商议：“地委来不来验收，没有消息，是收完，还是留一部分？” 议论纷纷，正在犹豫，犀浦乡党委书记赵忠福和县委书记赵金波提出说：一社还有一块比这块好，可能上四万斤。高义禄同志得悉后即决定全部收完，“地委如果来看，再看一社的”，这就是四万斤卫星田的发现。在此以前，县委从未听到过犀浦党委向县委报告有四万斤高产卫星，也没有得到过报告，说他们进行过移栽并秧工作。
关于并秧造假问题，报告说：
水稻后期移栽创造高产是从七月下旬有所了解的。八月二号县委召开了各乡党委、总支书记会议，作了明确布置，每乡搞两亩，在含苞抽穗前移栽……这一段从县委指导思想来说是没有什么错误的，问题是出在对古城乡发现的一块半吊黄谷子进行移栽并秧，县委八月十九日发了通报批评，二十四号又去验收，报社（指《郫县报》）又出了“号外”。这在实际上就是承认了半吊黄的并栽秧子也是对的。当时，也曾发生思想斗争，“究竟承认不承认是高产卫星？”研究后决定验收，听取群众意见，如果群众认为是对的，反映是好的，今后有推广价值的，就承认。验收结果，经群众讨论，一致赞成这个办法，认为迟了一点，明年改进。这样……就草率地、没有报请地委而作了决定。〖注２〗
八月初就作了每乡搞两亩并秧移栽的“明确布置”，二十四号又验收了并“半吊黄谷子”的高产田，县报发了号外，怎么会不知道犀浦的两块高产田是并秧？还要假惺惺地说：“问题是如果县委采取谨慎作风，先同地委宋政委前往弄清情况后再报告省委，不会招致参观面大，造成后果严重，使省委处于被动，这是必须接受的一个教训。”在轻描淡写地作了一番“认识问题”的检讨之后，主要责任就推到了执行县委“明确布置”的乡党委书记赵宗福身上，县委“根本不怀疑一个党委书记能够在县委、地委面前说谎话，”而“问题正是出在这个重要环节上”。由于“犀浦党委书记赵宗福汇报假情况一再欺骗党”，县委要求“在犀浦从党内到党外，由该乡党委书记赵宗福同志，宣布一社高产卫星经过，从思想作风上，检讨自己弄虚作假的根源。并由县委书记赵金波同志主持，于最后将情况及检讨报告县委，再对有关人员分别处分。”
检讨做了
弄虚作假的罪魁祸首是赵宗福；开群众大会公开检讨
由赵宗福在犀浦进行；处分有关人员赵宗福及其有关人员。地委的命令全部执行。赵宗福后来被撤职，但既没公开检讨更没挨批斗，他只是一个意外的牺牲品。
事实上郫县县委底气十足，眼下“移栽”卫星映红了半边天，其内幕已是公开的秘密，全国都在这么干，地委、省委几个人反对算什么？何况还有李政委呢！因此他们敢于在“检讨”的最后理直气壮地宣称：
至于移栽并秧工作，从其措施来说，我们认为是正确的，它对明年的大增产将会发生重大作用，我们决不泄气……
地委刚刚接到郫县的检讨报告，又挨了一记重重的耳光。九月十二日，《四川日报》头版刊出爆炸性新闻：郫县友爱乡亩产突破八万斤！这是到这天为止全国最大的高产卫星，四川第一次在高产卫星上夺取全国冠军。报道的标题公然宣称“并秧移栽经验好 郫县上空出现万斤以上卫星群”。报道毫不忌讳地说，友爱乡一社于八月十五日至十六日，出动三百一十个社员，用两天两夜的时间将三十五亩正在“散子”的秧子移到这块田里，创造了亩产八万二千五百二十五斤的高产奇迹。到九月九日止，全县已放出万斤以上中稻卫星三五颗，其中一次移栽的十三块，并秧移栽的二十二块。
报道进一步说明并秧的好处：“当湖北，安徽省放出万斤以上的卫星后，他们认为，并秧移栽可以试验一亩田究竟可以密植、高产到什么程度，还可以腾出田来增种一季，使一年二季或三季的庄稼种上四季五季。”“最近，郫县县委研究了全县中稻卫星的情况，认为并秧移栽是增产粮食的重要方法。因为这样就可以做到，早稻移栽可腾出田来栽中稻；中稻移栽后再栽晚稻。这样，再加上小春和晚秋作物，郫县明年即可做到一年四熟甚至五熟。县委准备大力推广移栽并秧法。”
不错，我们是并的秧，所有的中稻卫星都是“一次移栽”或“并秧移栽”，快成熟了并又怎么样？这块八万斤的卫星田就是“散子”（即将收割）时并的。这是增产粮食的重要方法，我们不仅这样做了，而且准备大力推广。刚刚检讨的错误全部翻案！而且是在省委的喉舌《四川日报》上堂而皇之地翻案！
与其说这是县委向地委的公开宣战，不如说是省委对包括温江地委在内的所有反对派的公开批评。消息在省委机关报《四川日报》上发表，针对性如此之强，足以表明省委对此事的态度。省委的态度何以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原因是第一书记李井泉从北戴河回来了。
只要李政委在，李政委就是省委，省委就是李政委；《四川日报》就是李政委的喉舌。他亲阅、亲审，甚至连何日见报、登几版几条都写得清清楚楚，决非报社可以左右。副总编伍陵一次不慎将他指定放头条消息放在了二条，挨了一顿臭骂：把报纸收回！损失由你出！
八月十七日至八月三十日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考虑的是“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骇人听闻的高产似乎已经是过去了的事。刚刚当上政治局委员几个月的李井泉腾云驾雾飞回四川，听说省委一些人反对郫县的万斤田，极为不满。眼看河北河南湖北安徽广东等省出尽风头，急不可待地要在四川搞出点震惊全国的名堂来，尤其对郫县寄予重望。从八月份以来，李井泉就通过他的喉舌《四川日报》对“黄鳝脑壳”们大加挞伐。乘北戴河会议的东风，李井泉向反对派们发起猛烈反击，继广东六万斤卫星发射后一个星期，以超凡的雄心和胆量发射了郫县八万斤卫星。
然而这时李政委的权威还未达到登峰造极、一言九鼎的程度。资历比他老的省长李大章就不买他的账；陕北红军的创始人之一，身经百战的传奇英雄阎红彦说不来假话；连他的老部下阎秀峰、宋文彬也还没转过弯来。虽然《四川日报》上大吹大擂，内部的反对呼声始终压不下来。
十月二十一日，童话世界里出现了一个现实世界的声音，《人民日报》刊登署名孙渊的文章
“水稻后期并秧值得研究”，文章说，有的地方为了搞高产卫星，临时把几块田的庄稼稠密地移植到一块试验田里，这种做法“在今天很难用来指导一般农田的生产……还是以不采取这种时间过晚的后期并秧为好。”实际上揭了高产卫星的老底，公开否定了这种做法。
李政委不甘心。在一次省级机关会议上，特别通知温江地委领导到会，酸溜溜地挖苦：“郫县的四万斤田是假的，你们搞块真的嘛。”李政委不甘心，郫县新繁自然不甘心，搞了一篇介绍十四块直接长出的万斤田的材料，到处散发。在一次会议上，李井泉装模作样问宋文彬，你们那里有十四块万斤田，你们是不是验收过？宋答，我们有验收的规定，但下边先斩后奏没验收成，新繁的一万斤登报后，我们问过是二次移栽，第二块是郫县的一点六万斤，我们去时田都耕了，是真是假不清楚。
李政委追得紧，是要地委承认万斤田的“既成事实”，恢复郫县的名誉，并非要地委调查落实。地委有人偏偏要去揭老底，证明对郫县的处理没有错。秋收到年底，地委派出工作组反复对郫县的万斤田进行调查，逐个加以揭穿，尤其抓住合兴、犀浦两个卫星发射基地不放。
犀浦的四万斤卫星受挫后，合兴更显得风光起来，尤其是和平社的那块连谷桩都没见到的一点六万多斤的卫星被吹得天花乱坠。省农业厅、农科所前去总结经验，省科技展览馆展出，省委农工部通报全省，成为全省推广万斤田的样板。十一月，卫星田所在的十二队队长练志元光荣出席中国农科院在苏州召开的全国水稻会议，在大会上第一个介绍经验，出尽风头。
十一月底，地委的一个工作组突然出现在和平社，向县委驻社干部胡清泉、分支书记黄子云等说明，此次专门调查一点六万多斤卫星田的情况。已多次同地委干部周旋的乡社干部立刻紧急行动。当晚胡、黄二人赶往十二队，将正在参加“大兵团夜战”的社员召回，破例宣布今晚、明早不出工，一律参加会议。会上，干部向全体社员布置；不准和地委干部说话，他们要问，就照我们说的说，记不清楚就说不晓得。 并威胁社员说：“哪个说了一句是假的，今后就脱不倒手……”
地委工作组的处境，有如少剑波的小分队初进夹皮沟，队干部带着社员和工作组捉迷藏。 社员在田里做活时，排长见我们来了，立刻把社员喊到一个屋基后边躲起，等我们走近时，又把社员喊到屋基前边……社员跟我们说：“你们再多转几天，要把我们弄安逸（四川方言，‘舒服’之意。编者），一天光转圈圈，不做活路，二天还要把人弄来看不到……”
活人不可能看不到，想对上边来的干部一诉衷肠的大有人在，工作组走到哪里，恨不得把社员挖个洞藏起来的队干部就跟踪到哪里，对凡是和工作组谈过话的社员一一进行追问。工作组找幼儿园几个带孩子的老太婆了解情况。
连长黎国元……便说：“等他们走后，把那几个老太婆弄来审问一下，看她们说了些什么。”
该队曾经放过一个六千多斤的“妇女试验田卫星”，工作组试图进行调查，队干部怕她们报产量口径不统一露了马脚，
……就叫搞卫星田的那八个妇女，把产量写在手背上，读来背得。练学清、方惠英二人在做活时，便一边看着手背上读：“六七五三、六七五三……”
其余六个文盲妇女怕写上也读不准记不住，干脆不写也不读，向队干部保证“问到我们时，我们就说记不得了。”
工作组打破僵局，在于他们向群众交了底，申明上级领导坚决反对弄虚作假。当终于解除了群众的顾虑后，他们吃惊地发现，原来老百姓心头雪亮：
“国民党时候瞒上不瞒下，现在是瞒下不瞒上，搞假卫星上面是通了的……”
工作组解释：不对，上面也是反对弄虚作假的，是下面的人欺骗了上面。
“原来上面还是不通啊？”
于是工作组终于查了个水落石出，写成书面材料上报地委，宋文彬看了不作批示，叫秘书长杨玉成存档。搞假卫星地委是不通的，上面呢？他不愿和李政委唱对台戏。
〖注１〗 见《阎秀峰纪念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
〖注２〗中共郫县县委：《关于犀浦乡四万多斤卫星田虚假问题的检查和检讨的报告》，一九五八年九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