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类学家吉尔兹认为：“理论框架是文化人类学的精华所在。文化人类学的基本宗旨是发现人们行为的初衷，这些都是颇具相似特征的。甚至在其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学派——如进化论者、传播论者、功能论者以及最近的结构主义者及社会生物论者——它们都有一个共识，即对事物的观察是否正确取决于观察人的角度和观察的方式。对文化人类学者而言，从一些陌生的不同的观念中理清其结构，去塑造自己的知识，总是不可避免地要地方化，这与了解其方式方法以及思想方法等是密不可分的。” 近些年中国史学界热衷于对近代中国公共领域和公共空间的讨论，探寻中国式的公共领域的发生机制、主体构成、社会效力等特征，但是由于没有对“地方性知识”的充分研究作为基底，这种讨论往往容易流于浮泛的形式论证和社会想象。可喜的是，这种状况正在得到改变。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程美宝教授的新著《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则是将历史研究从过度聚焦于中心区域（例如这些年炙手可热的上海史研究）向“蛮夷之地”的广东进行“位移”，运用文化人类学与历史社会学的方法重构了所谓“广东文化”这一表象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