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百度汉服吧，请点击小图浏览大图。 背景音乐 四．催铺百子帐，待障七香车——“发展型”的杂俗婚礼详解（礼服、妆饰、礼器、礼物、仪程等） 平心而论，华夏婚礼的构架几千年来几乎没有大的变化，但风貌则迥异于昔。我们今天最熟悉的汉族婚礼礼服恐怕就是彩绣龙凤的大红吉服、大红盖头、凤冠霞帔加上拜天地拜高堂夫妻对拜了。其实，中国的“大红婚礼”有明确定制的时候已经到了明代。漫漫三千多年，玄黑色的婚礼服一直是主打，尤其是品官以上始终严格恪守周制的舆服和定制；而士庶的婚礼则逐渐有所损益；先是在汉代开始有了婚宴的先例，六朝时一度出现过白色的婚礼服，到了唐代，由于正婚礼可以在舆服上越级的原因，准士庶着绛纱袍亲迎，这大概就是红色婚服的起源，但红衣新婿牵巾的另一端，他的新娘则一袭青碧，“青质花钗连裳”。 颜色是心态的反应，即使婚服的基本形制依然延续汉服的礼服复制，但婚礼的风貌却经历了一个从庄严到喜庆，从理想到世俗的过程。 【婚服】 “发展型”的婚礼，自然少不了“发展型”的婚服。这里的扩展主要针对中下层士庶百姓而言，因为品官以上的婚制还是基本严格遵循周制。纵观历代士庶婚服，深色系的还是占主流，也许是由于距离最近的历史留下的印象最深，“传统婚服=大红礼服”已经深入人心，所以在这里我将发展型的婚礼服分成两种服制（唐宋制和明制）来分别述说。 按照礼制，亲迎时舆服规格可向上越级，士庶亲迎穿低品官服。 魏晋南北朝：有白色的婚礼服。《东宫旧事》记：“太子纳妃，有白毂，白纱，白绢衫，并紫结缨。”白衫不仅用做常服，也可当做礼服。魏晋时期如此大规模地崇尚白色，且使用范围之广，与当时玄学盛行的“以无为本，反璞归真，追求清新淡雅”的风尚有关。 唐：士假绛公服亲迎，有人认为这是红色婚服的起源；女服“花钗青质连裳，青衣革带韈履（同裳色。夫有官者则从其夫之品服）”，即青色的深衣。头上的佩饰为金银饰以琉璃等的钿钗，钿钗有着品级的含义。大胆的色配冲撞，不愧是绚丽的大唐气象，同时也造就了“红男绿女”这个成语。 唐制婚服风貌示意图 汉族女子礼服多为深衣制，隐喻女子“德贵专一”，如唐代仕女的嫁衣“青质连裳”指的是青色的深衣。然而盛唐时襦裙大盛，到底有没有襦裙制的礼服呢？这种争端主要在于对“钿钗礼衣”的争论。唐代的正规礼书，如《通典》《会要》《旧唐书·舆服制》《新唐书·车服制》《开元礼》等中记录到：“钿钗礼衣者，内命妇常参、外命妇朝参、辞见、礼会之服也。制同翟衣，加双佩、一品九钿，二品八钿，三品七钿，四品六钿，五品五钿”，既然“制同翟衣”，那么钿钗礼衣也应该是深衣制；而认为钗钿礼衣是一种襦裙式的礼服的观点，论据最早来自中国服装史泰斗沈从文先生的《中国服装史》，书中他指出了盛唐至五代敦煌供养人所着的，搭配钿钗的层层叠叠的规整礼服正是钿钗礼衣，如莫高窟103窟壁画《乐廷瑰夫人行香图》中的盛装贵妇，但他并未解释如何考证得到。这样的服制并非特例，许多如《于阗王后曹氏供养像》等大量敦煌壁画中发现了这种层层叠叠的规整襦裙服，及人物发髻上象征级别的钗钿，都具有某种制度的特征。鉴于沈从文先生一向严谨的研究态度，所以轻易按照那些口径一致，且多撰写于中唐以前的礼书而推翻这种观点也有失严谨。 敦煌壁画中的晚唐至五代供养人，服似有统一制式的襦裙式钿钗礼服。 对于“钿钗礼衣”的考证的确是个难题，因为它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仅仅出现在唐代的史书和礼书中，又鲜有实物传世。另外有一种现象不能不注意：唐代杂俗琳琅，中国历史上许多礼制的更易正是起自唐代，颇有深意的是，对于古制旧礼，皇家却一直奉若圭皋，比如，看唐代的礼书会发现，十分严格遵循周礼，也许是三百多年华夏衣冠礼仪离乱的痛苦引发了对华夏先祖经典的深深向往使然。比如唐将婚姻六礼仪程写进了唐律。然而，理想与现实、庄重与喜庆之间始终巧妙而有趣地充盈着绮丽的巅峰盛世。即使上层极力推崇正规的礼制版本，从底层民众发起的杂礼异服还是大领风骚，最后一点点侵蚀到了高层。 天宝前与中唐乃至盛唐，衣冠风尚则有如天壤。总之，钿钗礼衣究竟是什么模样？它同敦煌壁画中的盛唐至五代供养人的钿钗“制服”有什么关系？它是否存在着服制上的变异？诸多内容依然待考。 宋：三舍生及品官子孙可假穿九品幞头公服，其余庶人着皂衫衣、折上巾；新妇从风可假凤冠霞帔，婚服大约是青色。 明：士婚，若穿深衣，妇则对应地服真红褙子、红罗裙，假鬓花钿；婿也可假穿九品官服（明朝九品官服是青绿色，文官补子为鹌鹑，武官补子为海马。注：是海中的马，不是我们熟悉的海洋小动物海马。），妇则着凤冠霞帔或花钗，真红大袖衣或圆领女蟒服（同夫级别）、大红褶裙。 明制婚服风貌示意图